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2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的先人是宋国贵族,后来因为宋国发生内乱,为了避难逃到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大夫,人们又称他为鄹人纥,孔子也说自己是“鄹人之子”。
孔子自称年轻的时候很贫贱,这是孔氏家族家道中落的结果。孔子在年轻的时候,就以知“礼”而闻名,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孔子曾作过鲁国季氏的“委吏”、“乘田”,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官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小吏。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孔子升为鲁国的中都宰、小司寇和司空,参与鲁国的朝政,这一时期,是孔子在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但是不久就失去了官职。此后,孔子广招门徒,以教书为业。
孔子像
孔子在下野以后,曾经周游列国,向各国的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却始终未能如愿。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屡受磨难,在走到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曾经断了口粮,走到了宋国的时候,又因为孔子的长相与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相像,被宋国权臣桓我魋拘禁,孔子自己在提及这些经历时称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这句话既形象,又实际。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活动,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冲破了中国早期国家学在官府的格局,据说,孔了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的学生有七十二人。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原则。在教学活动中,孔子对古代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最后,编写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六经”,也称为“六艺”,这六部书是孔子教学的课本,也被后世儒者奉为经典。战国以后,《乐》经亡失,而其他五经则保存至今。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春秋以前,儒是一个特有概念,指在官府学校中以“六艺”教书的人。所谓“六艺”,就是六种学习科目,根据史书的记载,春秋以前官府学校中向学生教授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术六科,而后来孔子编定六经用来向学生施教,恰好也是六科,所以,人们也称孔子的六经为“六艺”,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学派也就被称为儒家。孔子的言论主要保留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
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孔子很少说及怪、力、乱、神,在对于鬼神的态度上,孔子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不事怪力乱神也成为后世儒家的一个思想传统。
在孔子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天命”,孔子所说的天,主要是自然的天,他说,所谓天,不过是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世间百物的生长,孔子所说的命,就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天命”的概念,与今人所说的自然规律十分接近。孔子认为,天命对于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有些时候,孔子所说的天也带有一定的人格化的色彩,例如,孔子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由此可见,虽然孔子在主导的方面强调天的自然性,但是,由于当时人的认识能力所限,他还不能对天做出十分明晰的彻底的唯物的解释。
在认识到“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提下,孔子也十分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孔子认为,“不怨天,不尤人”才是一个人所应有的处世态度。
孔子重视天命,认为人必须顺应天命,但是,孔子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在孔子的观念中,天命是可知的,经过长期学习和实践,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天命,他在评论自己一生经历时就说,“五十而知天命”。总的来说,孔子不是一个唯心论者。
“中庸”是孔子最为推崇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准则。孔子曾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变得十分淡薄了,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人的最高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孔子倡导的“中庸”,并不是折中调和,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中庸的真实含义是适中适度,不走极端,不偏不倚。当有人问孔子的学生师和商究竟谁更贤明一些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师有些过,而商又有些不及”,于是别人又问是否师比商更好一些,孔子则说,过和不及是一样的。过和不及,都是不符合适中这一原则的极端表现,所以,孔子反对过,也反对不及,孔子的这段话,正可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中庸思想。
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最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所以,适中的原则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一个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如果得不到一个懂得中庸原则的人与之交往,就一定是与“狂”或“狷”这两种人交往,“狂”的人太激进,“狷”的人却过于谨小慎微。在政治上,孔子也主张以中庸之道治理国家,所以,孔子主张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要适中,既不要过于严苛,也不能法纪松弛。
孔子理想中的国家是“有道之世”,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强调“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的差别,在有道之世,每个人都有高尚的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和睦,国家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政治生活井然有序,一切政策法令都出自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意志,一切军政事务都决定于天子。按照孔子的标准,在夏商周三代之中,西周时期是最完美的时代,因为周代的社会制度继承了夏商二代的制度,比夏商二代的文明程度更高,所以孔子说与夏商二代相比,周代“郁郁乎文哉”,孔子所幻想的有道之世实际上是以西周时期为蓝本设计的。
孔子的“有道之世”,是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但并不是西周社会的简单再现,而是在继承以往历史时代的精华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比西周更为完美的社会。所以,孔子认为,对于西周时期的社会制度也要有所损益,他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商人对夏代的制度所作的增删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对于商代的制度所作的增删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继承周代社会制度的人,对于西周的社会制度也就一定会有所损益。在孔子的观念中,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最为美好的东西,如果把这些精华继承下来,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西周时代更为完美的社会。例如,孔子自己就曾说过,要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辂车,戴周代的礼帽,演奏尧时的韶乐,孔子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并不止于这些,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来社会进行设计的思路。
孔子历史观是一种不彻底的历史进化论。孔子认为,夏、商、西周三代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西周时期达到了比夏商二代更为完美的境界,所以,西周时期是“天下有道”的最为典型的形态。但是,春秋以后,天下便进入了无道的状态,“天下无道”的重要标志,就是礼乐征伐不是决定于天子,而决定于诸侯,甚至决定于大夫,最严重的是由卿大夫的家臣执掌国家的朝政。由于孔子对于历史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对于现实社会,孔子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孔子认为,春秋时期之所以会成为天下无道的社会,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低下,才能平庸,无法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他说,现在的那些“君子”们,“淫德不倦,荒怠傲慢”,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符合礼的规范。当有人问到孔子“现在那些从政的人们怎么样”的时候,孔子回答说,那些人都是“斗筲之人”,根本不足称道。另外,孔子也指责统治者对于民众的过度的剥削,主张把民众的经济负担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孔子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急剧动荡的社会秩序,促使人们对于社会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所以,孔子发现了统治者的诸多弊端。孔子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表现了一个思想家最为可贵的品质。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于人的认识,往往决定了思想家的思想境界。孔子对于人的问题虽然没有像后世思想家那样做出更多的论述,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许多关于人的论题,都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例如,人性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人性问题恰恰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得不同,才出现了差异。孔子的这句话,比较强调人的后天实践对于人性的影响,但是,人的本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并没有做出判断。由于孔子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所以,也就引起了战国以后儒家学派内部关于人性善恶的论争。另外,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先验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别,根据人的智力水平的差异,孔子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稍次一些的是学而知之的中人,又次一些的人是没有知识但是又肯于学习的人,而最差的人则是没有知识又不肯于学习的下等的民众。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所以,只有中等水平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们讨论高深的学问,而中等人以下的人,则不能与其讨论高深的学问。
孔子之所以认为与生俱来就存在着智力方面的差别,是由于他对于现实社会的等级结构的认同。在逻辑上,人在先验的智力方面的差别成了现实的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理论根据。
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这个概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孔子则是第一个对于仁的概念做出完整的概括和清晰表达的思想家。按照孔子的解释,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是爱人,孔子所说的爱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睦,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特别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爱人就更为重要,“君子学道则爱人”。第二是“克己复礼”,当孔子的弟子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如果人们能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于仁了。“克己复礼”实际包含“克己”和“复礼”两个层次,也就是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自觉遵守礼的境界。
对于每个人来说,仁是内在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主要体现为“恭、宽、信、敏、惠”五个方面,恭是端庄,宽是宽厚待人,信是诚实守信,敏是勤敏,惠是慈惠爱人。孔子认为,端庄就不至于蒙受侮辱,宽厚待人就可以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守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勤敏做事就能够取得成绩,慈惠爱人就可以指使别人。在上述这五个方面中,孔子尤为重视端庄厚重的品质,所以,孔子有些时候也说,具有仁的品质的人,就像山一样厚重,勤谨少言的人接近于仁的品质。
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立身于社会的根基,所以,人不能无时无刻不仁。仁的品质甚至高于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自己的行为伤害仁的道德品质,人不能求生以害仁,而应该杀身以成仁。
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身体力行地行仁,把仁的品质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上。至于如何行仁,孔子认为,孝和悌是行仁的根本,而忠恕则是行仁的方法。因此,忠孝道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孔子所说的忠,是指为人诚实守信,这是仁的品质在人际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孔子所说的孝,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二是无违,即在任何时候都不违背父母的意志。孔子认为,子女之于父母,不仅仅是“养”,因为人对于犬马也能够养,所以,子女供养父母不足以称之为孝,只有按照礼的规范事奉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才可以称之为孝。(www.xing528.com)
孔子之所以把孝悌视为行仁的根本,在于他是通过家庭来认识社会生活的,在孔子的观念中,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是全部人际关系的起点,也是人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而家庭则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基本的出发点。孔子倡导忠恕孝悌之道,其目的就是试图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以及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从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
孔子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孔子提出了以克己、忍让、修身为核心内容的处世准则。孔子认为,礼让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的表现,据说,在西周灭商以前,太伯曾经先后三次辞让王位,最后为逃避王位而逃到了吴越地区,所以,孔子对于太伯的“让”十分推崇,认为泰(同太)伯是最有道德的人。在孔子看来,是否能“让”,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差别所在,每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君子总是从自己的方面寻找原因,而小人则总是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同时,从忍让的原则出发,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应该先让别人达到,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应该让别人先获得。
孔子十分强调个人的修身,而内省则是修身的主要途径。孔子说,在见到比自己贤能的人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赶上他,在见到不肖的人的时候,也应该以这种人为警戒,深刻地反省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子说:“我每天都要多次地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的时候是否尽心尽力了,与朋友交往的时候是否诚实,老师教授的学业是否复习了。”曾子的这一说法,与孔子重视内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经常不断地反省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才具备了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克己与内省是有机联系的,其目的在于使人能够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孔子看来,君子无所争。无争,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不能犯上作乱,孔子认为,凡是犯上作乱的人,很少有人具备仁的品质。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要安贫知足,安贫知足是士人应该达到的精神境界。孔子称道他的学生颜回说:“颜回真是个贤人,一筐饭,一瓢水,住在陋巷,别人都受不了那样的忧苦,但是颜回却始终使自己保持快乐。”在孔子看来,人的精神追求要比物质生活重要得多。
春秋时期急剧的社会动荡,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日益激烈的纷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孔子提倡克己忍让的处世准则,试图使人们通过忍让和克己解决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急剧变化而引起的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无疑问,孔子的主观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人际关系的变化有其深层的原因,就春秋时期的历史环境来说,克己忍让未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法。
至于个人应该如何参与社会生活,孔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孔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应该为有道的国家去做事,当一个国家“有道”的时候,可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做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无道”的话,在这样的国家里做官就是一种耻辱。不过,对于无道的国家,孔子并不主张从政治上进行反抗,而是主张离开这样的国家,选择一个“有道”的国家去生活。如果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无道”的国家的话,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做一个隐士,“天下有道则仁,无道则隐”。孔子的人生哲学,在主要的方面不是倡导人们去抗争,而是提倡人们消极地接受社会现实。
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礼。关于礼的概念,在汉代人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中有过明确的解释,“礼者,履也”,也就是人的行为规范。在春秋时期,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即包括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包括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孔子认为,礼是国家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保证,也是每一个人的立身之基,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礼,就无法在社会中生活,遵守礼的规范,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不符合礼的事物不能看,不符合礼的言论不能听,不符合礼的话不能说。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应该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如果离开了礼的规范,人的任何行为都将变得对社会生活不利,例如,一个人只知道谦恭,却不知礼,就未免劳倦,只知道谨慎而不知礼,就将流于畏葸懦弱,只是勇敢而不知礼,就会盲目行事,直率而不知礼,就会尖刻伤人。
在孔子思想学说中,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品质,也是每一个人所以能够遵守礼的前提,而礼则是仁的品质外化的结果,一个人没有仁的道德品质,也就不可能遵守礼的规范。另外,仁是礼的最高境界,优良的社会生活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仁的品质,而礼则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克己复礼”的话,天下就可以进入仁的境界。
在政治上,孔子主张以德治国,如果统治者能够凭着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那么,就会像北斗星受到群星的拱卫一样,受到民众的拥戴。孔子认为,统治者不能单纯靠刑政治理国家,如果仅仅依靠刑罚治理国家,民众只能是免于耻辱,如果统治者能够以道德影响民众,以礼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度。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有秩序,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守礼。在社会生活中,遵守礼的规范,主要是统治者的事情,如果统治者喜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恭敬,统治者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民众也就容易役使。面对春秋时期无序的社会现实,孔子主张通过礼调解人与人之间关系,例如在君臣之间,君主应该在礼的范围内役使臣下,而臣下对于君主则应该尽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礼对于统治者,特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有更多的约束。
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周代的礼制,所以,孔子在对于礼的态度上有些时候表现得十分保守,例如,在春秋以前,每逢朔日(阴历初一),都要举行告朔的仪式,但是到了春秋晚期,告朔礼已经很久不实行了,只是在朔日杀一只羊而已,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管理鲁国的事务时,以为告朔礼既然已经不实行了,便想把告朔礼上用的贡品也省下来,可是,这个想法却受到了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你爱的是那只羊,而我爱的却是那个礼。”孔子的主观想法是尽可能地保留周代的礼制,从而使动荡无序的春秋时代能够恢复西周时代的秩序。
春秋时期,由于原有的等级结构的变化,社会秩序的急剧动荡,因此,孔子想要通过“正名”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名分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名不正,就言不顺,言不顺,就成不了事,事不成,礼乐就不兴,礼乐不兴,刑罚就不能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将无所措手足。
从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来看,正名的基本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各得其宜,在“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的春秋时代,孔子正名的思想主张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社会等级结构的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名分”的正与不正,仅仅是这一变化的外在形式,通过正名来恢复社会秩序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孔子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不应该为财富不多而忧虑,而应该为财富不平均而忧虑,国家的忧患不在于人口不多,而在于人们的生活不安定。如果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人们安定和睦,就不会觉得人口少,国家的生活安定,就不会倾覆。孔子的这一思想,是春秋时期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经济环境的反映,春秋时期,正值中国古代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解体的阶段,最初的通过授田而获得土地的公社农民逐渐成为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而小农的生活稳定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秩序,孔子认识到了稳定小农经济对于专制国家的重要意义,试图通过实行平均主义政策,使得个体小农的生存条件得到切实的保护,以此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不过,孔子主张平均主义政策的主观愿望,并不是使民众贫穷。实际上,孔子主张在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的前提下,能够使民众共同富裕。因此,当有人问到孔子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众就会对统治者有信心。”出于平均主义的愿望,孔子主张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倾向于使穷困的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即“周急不济富”,使人们在经济上尽量缩短差距。
孔子平均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是相应的,而且他的富民思想也体现了一个思想家良好的愿望,但是,孔子在主张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的时候,却忽略了一点,即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平均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民众的共同贫穷,而不会是民众的共同富裕,而且在逻辑上,共同富裕和共同贫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如何治理民众这一问题上,孔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孔子说:“可以让民众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去做事,但是不应该让民众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只能使民众成为社会生活的被动的参与者,而不能让民众有智慧,不能让民众得知社会政治生活的奥秘。孔子愚民政策的思想主张,是由于他对于民众智力结构极低的估价,在他看来,民众不仅不应该有知识,而且也不可能有知识,所以,统治者也就理所当然地实行愚民政策。
孔子愚民的思想主张的立论根据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孔子却道出了一个真谛,愚昧的民众是最容易统治的民众,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环境下,愚民政策在根本上有利于专制主义政治统治。
在如何治理国家,由什么样的人管理国家这一问题上,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国家的政治事务应该由道德品质优秀而且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后,孔子深深地感叹道:“获得人才是最难的事情。”当孔子的学生仲弓担任季氏家宰时,孔子告诫仲弓要把举贤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施政方针。
孔子认为,贤才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人,既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远大的抱负,而且还要有一技之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关于选拔人才的途径,孔子认为,应该从文化素养较高的人中去选拔官吏,因而,孔子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中国古代社会是富于人治传统的社会,任何时期的治与乱,总是与得人与失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从“学而优”的人中选拔官吏,由他们管理国家的政治事务,总是要比那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官吏好得多。实际上,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良好的社会生活总是需要贤能的人才管理国家事务,孔子举贤才的政治主张的积极意义而不可否认的。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的划时代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以后成为显学,特别是两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的思想学说,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庙大成殿
孔子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这主要在于他深刻地认识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从孔子全部的思想言论来看,孔子的思想学说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同时也有许多怀旧、复古的东西,孔子思想中的这些内在矛盾,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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