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包括史前时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几个历史阶段。
从距今170万年到公元前21世纪,是史前时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时期,其中包括从猿逐步向人过渡的原始群阶段、氏族公社阶段。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遗骨和遗物是距今170万年以前元谋人,此后,北京人、山顶洞人、丁村人、马坝人,构成了从猿向人进化这一历史过程的几个重要的环节。
从原始人群发展起来的氏族公社,又经历了一个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化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由于采集是人们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所以,从事这些劳动的主体——妇女,在氏族内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世系是按母系计算,而不是按父系计算的,人们只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只是在定居农业充分发展以后,妇女的统治地位才逐渐地让位于男子。距今大约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到了公元前4500年前后,山东大汶口一带的居民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发展阶段,此后,古老的华夏民族也逐步走向文明时代的门槛。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说,华夏民族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黄帝和炎帝的后代,黄帝生活的年代,大约是4000年以前,黄帝以后,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对华夏民族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
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夏朝。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标志,是传子制度取代了华夏族部落联盟内部古老的禅让制度。从此以后,“父传子,家天下“成为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共同特点。
夏王朝是从第十四代王孔甲开始走向没落的,孔甲以后,又经四传,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桀即位为君。这时,夏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样的情形,夏桀不但不修明政治,施恩于民众,相反,却赋敛无度,频繁地对周边部落用兵。正当夏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弱的时候,生活在东方的商人部落日益强大,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取代了夏王朝对于华夏族中心地带的统治,建立了商王朝。
商汤灭夏以后,建立了比夏王朝强盛得多的商王朝。商朝的统治区域,远远地超过了夏代,商王朝不仅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它的影响已经达到了皖北、江淮地区。为了加强对各地区的控制,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据点,除亳都以外,在偃师建立西亳,在谷熟修筑了南亳,现在,偃师商城已经发现,经科学测定,偃师商城的年代很早,很可能在商汤的时候就已经修建了。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商王仲丁以后,一直到盘庚即位之前,商王朝频繁迁都,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为了改变自仲丁以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巩固商王朝的政治统治,盘庚不顾一部分贵族的反对,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迁殷的成功,使商王室自仲丁以来的九世之乱得以平息下来,为巩固商王朝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迁殷以后,一直到商王朝灭亡,二百七十三年之间,再也没有迁都,稳定的社会生活,为商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商王朝在商王祖甲时开始逐渐走向没落。祖甲以后的几代商王,一味追求享乐,沉湎于酒色。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商王朝的外患也日益严重起来,在禀辛、康丁时期,商王朝不断地对外用兵,与周边各方国部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长期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商王帝辛即位以后,自恃自己才力过人,喜好酒色,荒淫无度,比他的前几代君王有过之而无不及,终日和贵族游戏取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让男女裸身在酒池肉林里相互追逐,通宵达旦地饮酒。
当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日益走向腐朽的时候,这个王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抓住商王朝的统治残暴昏暗这一有利时机,周武王带领西方的一些方国部落大举进攻商朝,牧野一战,纣王的军队“前徒倒戈”,纣王投到火里自杀而死。周王朝取代了商王朝的统治。
商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是,商代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商代的青铜制造技术和甲骨文。
商代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近世出土的商代后期的司母戊鼎,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重达875千克,通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司母戊方鼎是通过分范合铸的方法铸成的,即先把鼎的身、耳、足分别铸成部件,每个部件用两块到八块范,然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铸造这样大的青铜器,在当时需要两三百人的集体劳动。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是商王祭祀时的占卜记事文字。汉字发展到商代,已经趋于成熟,象形、会意、形声三类文字在这时都已经出现,特别是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这表明,商代后期的文字已经具备了今天汉字的基本特征。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这一段时期史称西周。在西周初年,对于周王朝政治统治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周公。由于周武王在灭商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在周公摄政的七年之间,他平定了由霍叔、蔡叔、管叔以及纣子武庚发动的叛乱,营建了东都雒邑,在东方分封了齐、鲁、宋、卫、陈、蔡、郑、晋等重要的封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得以安定。
作为周代政治统治重要支柱的是三项制度,即井田制度、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井田制度是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实行的在个体农户之间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西周时期,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农户大体上是耕田百亩,同时,向国家负担一定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井田制度的实行,使得个体农户的生存条件有了充分的保证,从而,为专制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宗法制度是氏族时期血缘家族制度的遗存,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根据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的嫡长子是天子的法定继承人,其余诸子则被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是诸侯的法定继承人,而其余诸子被封为卿大夫;在卿大夫家族内部,家族长的嫡长子继承家长的地位和权力,称为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兄弟和庶兄弟则要出居别住,称为小宗,其社会地位是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大宗在出于同一始祖的各个家族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是家族当然的统治者,小宗要绝对服从大宗的支配。由于大宗始终是由嫡长子继承的,所以,大宗在家族中的宗主地位永远不变。宗法制度确定了家长制家族内部父家长的权力,同时,也在根本上解决了家长制家族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防止了家族内部的继承纠纷。
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的是分封制度,周天子把王都附近约千里地区作为王畿,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地区由诸侯国实行有限的自治。西周初期共分封了七十几个国家,其中,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国就有53个。周王朝实行分封制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诸侯国起到拱卫王室的作用。周初受封的诸侯国,仿照周王室建立了国家机构和政治、经济制度,同时,各国诸侯也效仿周王室的做法,把国内的土地、人民分封给自己的子弟,是为卿大夫,卿大夫再把自己的采邑分封给自己的子弟,是为士。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封君,构成了周代专制国家的统治机器的各个环节。分封制度的实行,也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政治隶属关系。
从周成王到周康王四十年之间,是西周的全盛时期,史称“成康之治”。到了西周中晚期,周代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尖锐起来。由于统治集团生活奢侈堕落,政治腐败和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社会下层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终于在公元前841年,西周的都城镐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国人暴动,在这场暴动中,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国人暴动的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年。
在周宣王时期,周王朝虽然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短暂的中兴,但是,周王朝的衰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继周宣王即位的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在周幽王统治时期,王室的政务也悉数荒废,周王室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劣,在西方的夷族、犬戎的联合进攻下,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周王室也于公元前770年东迁雒邑,历史进入了东周列国时期。
西周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周王朝建立以来,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成康之治”结束以后,在周昭王时,最初曾接受周的封号的楚国开始不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于是,周昭王率领六师军队南伐楚国。可是,周昭王却死在江上。此外,周王室与西方的犬戎等少数民族部落之间也历来不睦,在周穆王、周厉王、周宣王时,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征伐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战争。到了西周后期,当周王朝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逐渐削弱的时候,在犬戎等少数民族部落的进攻之下灭亡也不足为怪了。
一个王朝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这个王朝的内部。在周代社会内部,平民与贵族之间,居住在国中的国人与居住在乡村的野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到了西周晚期,由于统治者的日益腐败,连年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更加剧了民众的负担,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受到了彻底的破坏。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在根本上动摇了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另外,西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度,使西周王朝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获得了安定,但到了西周晚期,分封制度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西周初期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各诸侯国的势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可是,周王室的势力却没有明显的增长,不仅如此,周天子还要不断地把王畿以内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减少,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西周中后期,周王室本身已经无力抵抗西方戎狄的入侵,只能依赖于邻近的几个诸侯国提供的保护。当诸侯救援的军队不至的时候,西周王朝也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了。(www.xing528.com)
从公元前770年王室东迁到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氏而有其地,是东周列国的前期,即春秋时期。春秋之名得自于孔子为鲁国作的编年史《春秋》。春秋时期的特点是大国争霸,在王室东迁以后,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是,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仅仅限于成周附近六百里的土地,其政治、经济实力已经不如中等的封国。西周初期受封的那些诸侯国,尽管同姓是兄弟,异姓是甥舅,相互之间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可是,随着时日的迁延,各国之间在血缘方面的联系交得日益疏远,再由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争夺土地、人民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春秋时期,南夷与北狄交侵,对中原各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周天子号令不灵的时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霸主,担负起保护中原各国的责任,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春秋五霸应运而生。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襄公死后,出逃在外的齐桓公抢先归国即位,并且不计前嫌,用管仲为相,实行了一系列的富国强兵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齐国成为列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在位期间,以尊王攘夷为旗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存邢,救卫,北伐山戎,南伐楚,昭陵之师、癸丘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在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最终失去了霸主地位。
继齐桓公而起的霸主是晋文公。晋文公即位以前,曾经渡过了19年流亡生活,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帮助下归国即位,这时,齐桓公已死,中原地区暂时没有了霸主,于是,晋国开始了争夺霸主地位的努力。城濮之战的胜利,确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与齐桓公相似的是,晋文公也是以尊王攘夷为旗帜争夺霸主地位的,这说明,周天子在当时仍然能够获得各诸侯国广泛的认同。
当晋文公取得了霸主地位的时候,处于西方的秦国在秦穆公的治理之下,也空前强大。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孟明视、蹇叔等能臣,兼国十二,开地千里,成为西方的霸主。然而,由于中原地区晋国的强大,秦国一直没有机会向东发展,秦穆公没有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因此,按照传统的说法,秦穆公不被认为是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是春秋时期的第三个霸主。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兵北伐居住于伊洛之间的陆浑之戎,然后,陈兵于周疆,问周王室鼎之轻重,想要取代周天子的愿望溢于言表。这时,由于北方的晋国刚刚发生内乱,无力与楚国争衡,所以,楚庄王北上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
春秋时期最后两个霸主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伐越,攻下了越国的国都会稽,降服了越国。此后,吴王夫差着力于向北方扩张,公元前481年,吴王夫差北上,在黄池与晋、鲁等国举行会盟,争夺霸主地位,但就在这时,越王勾践却卷土重来,乘吴国国内空虚的机会,攻入吴国,吴王夫差只得匆忙回军,与越王勾践议和。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又出兵讨伐吴国,在笠泽(今吴淞江)一举击溃吴军。此后,又经过几年的战争,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冬攻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身死。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便率兵北渡淮水,在徐州与齐、晋等国会盟,周元王派人赐给越王勾践胙肉,册封勾践为方伯。越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春秋后期,是列国内乱频仍,政权下迭,卿大夫专权是列国普遍发生的现象。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郑国的七穆,卫国的孙、宁,宋国的华、向,这些卿大夫家族长期把持着国家政权,鲁国的季孙氏甚至把鲁昭公赶到国外。与此同时,列国卿大夫家族内部的角逐与残杀也愈演愈烈。晋国的六个卿大夫家族经过残酷的角逐与兼并,最终只剩下了韩、赵、魏三家,而齐国的崔氏、庆氏、国氏、高氏、鲍氏等卿大夫家族也纷纷被削弱和消灭,最后只有田氏最强。春秋时期也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而告终结。
在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和子产是春秋时期卓有成就政治家的代表,管仲在齐桓公时为相,在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使齐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列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生活于春秋后期的子产,则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卓有成效地治理郑国。在动乱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子产受任为执政卿,经过几年的治理,使郑国田有沟洫,庐井有伍,在子产执政期间,郑国没有出现巨大的政治动荡。
老子和孔子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两个思想家。生于春秋后期的老子,目睹了列国纷争的现实,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虽然无为而治不可能是春秋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法,但是,它却表明,思想家在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正在进行着深邃的思考。与老子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根据“有教无类”的原则,广招学生,他的门下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整理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书》《礼》《易》,撰写了鲁国的编年史《春秋》,商、周、春秋时期的历史文献所以能够保存下来,都应归功于孔子。
自三家分晋以后,天下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战争,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社会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进入战国以后,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共主也不是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春秋时期的晋、楚那样成为各诸侯国的盟主,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制约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从公元前452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231年的时间里,几乎无年没有战事。战争给人民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但是,在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社会迅速地走向统一。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从四分五裂的列国时代,迅速地走向统一,战争起到了最为巨大的作用。
战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发生于战国初年的变法运动。战国时期列国变法的基本内容,就是打击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魏文侯时,李悝在魏行尽地力之教,使魏国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也因此而成为强国,北伐三晋,西伐秦;在战国变法运动中,最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变法十年,终于使秦国成为列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战国初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变法则强,株守旧物则弱。哪一个国家变法彻底,哪一个国家在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就会把握更多的机会。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和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士人的活跃与百家争鸣是战国时代另一个重要的特点。自孔子开创私人办学之风以后,士人阶层空前活跃,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士人的作用也日益变得重要,养士之风盛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都以养士而名重一时。
战国时期的士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阶层,其中有文士、武士、纵横游说之士、方士、术士,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是战国时期的文士。
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墨、道、名、法、杂、纵横、阴阳、兵等众多的学派,这些学派广招生徒,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进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思想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法四家。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派,这一派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道德自觉,在政治上主张施仁政。而荀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道德自觉,因而,荀子主张实行礼治,用外在道德规范抑制人的本性,从而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
道家的创始人的是老子,道是道家学派思想学说的核心概念。到了战国时期,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子以“至德之世”或“无何有之乡”作为理想中的社会,主张返璞归真,同乎自然,他的社会理想比老子走得更远。在人生问题上,庄子主张消极遁世,养生达生;在政治上,庄子认为,天下只能是越治越乱,因此,庄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反对统治者任何有目的的治理国家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是最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周公、孔子,都是庄子批判的对象,他所说的“小盗者拘,窃国者为诸侯”,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历史时期专制国家的本质。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墨子基本的思想方式是实用主义,在这种思想方式影响下,墨子的思想主张往往是针对某一社会现象而发,当他发现一个国家政治昏乱的时候,就奉劝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尚贤、尚同,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喜好战争,便向其陈述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所以,他的思想学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墨子在社会下层招收了很多学生,所以,墨家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的思想学说并称为显学。
法家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改革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李悝、商鞅、申不害都曾参与了战国初期列国的变法运动,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在他们主持下进行的变法,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成效。生活于战国后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用进化的观点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韩非主张实行政治改革,反对株守旧物,但与此同时,他也最大限度地肯定了现实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韩非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主张实行法、术、势兼用的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法家的思想主张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小邦林立分裂状态急剧地走向统一的时代。在战国初年,七雄之中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统一中国,但是,由于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兼并战争中得当的策略,最终由秦统一了中国。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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