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好故事：文物书写千年历史

1. 编钟之乐——两三千年前的文明生活

提起青铜编钟, 人们就会想到春秋战国时期光辉灿烂的中原文明。 因为编钟是春秋战国时期上层社会专用的一种用于祭祀、 朝聘、 宴会的和声乐器,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物; 同时也可能联想到, 当时的岭南一带主要是百越部族活动的地域, 其文明开化程度要比中原落后得多。

1984 年3 月, 兴宁县出土了六架完整的青铜编钟, 形状为合瓦式, 上小下大, 正面有云雷纹、 菱形纹和斜线纹, 典雅庄重, 古朴美观。 经广东省博物馆专家鉴定, 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文物。 次年, 经中央文化部音乐研究所专家鉴定和测试, 认为这是广东省境内已发现的编钟中最完整和音量、 音质最好的一套。 这六架编钟从何而来? 是相邻的楚国贵族因躲避内乱奔向梅州所留下的吗? 很有可能。 当然, 也有可能是梅州远古先民自己所创造, 或是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产物。 但是, 无论如何, 它都证明了中原文明很早就南下梅州的历史事实, 说明了当时梅州地区的文明几乎达到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程度; 因此, 对当时梅州地区的文明, 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那个时候,百越地区大部分地方, 大概还是瘴雾弥漫、 荒无人烟, 即便是有些地方有了人群, 可能也多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生活, 正如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报汉文帝书》 中透露的信息那样。 吕后反对向南越输出金铁田器, 就造成了南越地区生产生活上的莫大困难。 可是, 有谁能够想到, 当时的梅州先民已经在享用着青铜编钟所带来的金石之声的优雅、 尊严与神圣的“慢生活”。

那么, 这些梅州先民, 是最早南迁的北方汉人呢, 还是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的梅州土著——瑶人、 畲人呢? 看来, 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可以肯定, 最先居住在岭东一带的百姓, 当然都是瑶、 畲等百越民族, 不过, 随着以后南迁汉人的增多, 互相渗透, 互相融合, 于是都成了客家人。 如今梅州山区有不少带“畲” “瑶” “洞” 等字的村镇, 如畲江、 畲坑、 坪畲、 上下畲、 瑶上、 瑶村、 邹洞、 潘洞、 虎洞等, 莫非皆是两三千年前的古地名?

2. 长乐台——两千多年前的一大盛事

五华县北部山区, 广梅汕铁路华城车站附近, 有一座狮雄山。 这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山冈, 因南低北高的两个山头组成伏狮状而得名; 山高海拔157.3米, 周围为河谷盆地, 在四周开阔, 远处环山的大背景下, 狮雄山平地而起,鹤立鸡群, 格外突出; 北面3000 米有五华山为屏障。

近20 多年来, 这里进行了五次以“长乐台遗址” 为目标的考古挖掘,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发现一次比一次惊人。 据史料记载, 秦始皇统一七国后,于公元前214 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 接着在岭南设立了南海郡、 桂林郡、象郡三郡。 赵佗(河北正定人) 被委任为南海郡龙川县(属地包括了今梅州各县的大部) 县令。 公元前203 年, 秦亡后, 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 自称“南越武王”, 都城设在番禺, 即今广州市。

刘汉统一中原以后, 汉文帝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 说服赵佗归汉, 并授予他“南越王” 的印绶。 赵佗表示服从中央政府, 特意在今五华华城镇境内的五华山下, 筑一“长乐台”, 以庄重地接受赐封。 汉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国时, 长乐台随之被毁弃。

从此, 长乐台湮灭于长达2000 多年的历史烟尘之中。 长期以来, 长乐台的真正位置一直是个谜。 “五华山下越王台, 故址犹存卓氏宅”, 清道光年间五华诗人温训《越王台怀古》 一诗是史上对长乐台较为具体的描述。

1982 年, 五华县开展文物普查, 把狮雄山误认为是汉代时期的窑址。1983 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尚杰到现场勘查研究, 确定这是一个汉代建筑遗址。 从1984 年至1990 年的七年间, 国家考古部门对长乐台遗址进行了四次挖掘。 经多方论证, 此台为西汉时期南越王赵佗所筑的“长乐台”。 挖掘结果轰动广东乃至全国。(www.xing528.com)

史载, 南越王赵佗曾在岭南建造四大行宫(台): 包括广州朝汉台、 越秀山越王台、 新兴白鹿台、 五华长乐台。 目前, 仅找到五华长乐台遗址。

2011 年春天的一次调查, 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 在长乐台北端约200 米的山顶, 发现大批战国至汉代的纹绳瓦碎片, 在土层60 厘米到2 米之间取出的泥土中的“熟土” 里发现了有战国时期特点的古陶片。 此外, 在距离长乐台约100 米的南坡柚子园里, 工作人员在地皮层发现了疑似汉代建筑遗址的文化堆积层。 初步表明, 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的面积比以往所估计的2 万平方米多出10 倍, 汉代早期的建筑构件和文化遗物遍布狮雄山各个区域, 这样规模的汉代早期建筑遗址在广东乃至岭南地区实属罕见。

专家推断, 2000 多年前赵佗所建佗城(汉城) 或藏身在长乐台下。 理由之一: 据现场专家介绍, 秦代县城的城郭为400 米见方(秦制), 除广州市外, 目前两广发现的秦代县城城郭都没有超过300 米。 而长乐台南北走向400多米范围内, 均分别挖掘出绳纹板瓦、 筒瓦、 瓦当、 石凿、 石斧、 盂、 陶片等文物。 这么大的范围, 绝不止仅有一个长乐台那么简单, 可以推断, 当时的长乐台下遍布汉代早期的建筑。 从建筑使用的材料绳纹板瓦、 筒瓦、 瓦当分析, 这些建筑材料只有县级以上级别的官员才可以使用, 普通百姓使用会引来株连九族的杀身之祸。

理由之二: 据《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 古佗城在龙川东北175 里, 这与狮雄山古建筑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综合初步考古探测的文化堆积、 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 古佗城有可能沉睡在长乐台下面。 专家认为, 随着今后进一步的规划保护和开发, 长乐台遗址的价值绝不逊于“南海Ⅰ号”。

3. 水车窑——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辉煌见证

梅州历史文化悠久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古代窑址众多。 在兴宁县永和镇板子岗、 梅县畲江镇凹峰里山、 牛轭岭、 合子里等处, 均曾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与春秋时期的窑址。 在平远县水口山西南山嘴, 排列着五座西周时期的陶窑, 其结构呈袋形竖穴状, 上大下小, 分窑床、 窑箅、 火膛三部分,烧制罐、 碗、 碟等软、 硬陶器。 陶器除饰以方格纹、 云雷纹、 云雷与方格组合文和小圆圈纹之外, 还流行点彩、 划彩等彩绘装饰。 水口窑窑床与火膛上下重叠, 中间隔着窑箅, 窑箅不设火道和支撑, 这种结构在广东其他地方尚未发现。

梅州众多古代窑址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梅县水车镇瓦坑口、 罗屋坑等地发现的“水车窑”, 又叫梅县窑。 1980 年, 专家勘测广梅汕铁路, 在这里发现了数座唐代馒头窑, 出土的碗、 碟、 壶、 罐、 杯等瓷器, 器型规整, 厚薄均匀, 釉色品莹如玉。 1982 年11 月,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亲临现场考证命名。 在此前后, 在梅县南口镇也发现了同时期的窑址。 与此同时, 在梅州各地也有同类瓷器出土。 水车窑青瓷是梅州客家先民的日常生活器皿。 水车窑青瓷兴盛于唐代中晚期, 至今已有1300 多年的历史, 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水车窑青瓷有几个特点: 一是品种多样, 造型丰富, 有碗、 碟、杯(盏) 壶、 鼎、 盂、 军持、 罐、 炉、 瓶、 灯、 灶、 砚等。 从功用来考察,又可分为祭器、 明器、 实用器三大类。 二是釉色青莹, 温润似玉。 大多以玻璃釉为主, 上品者如琉璃, 似玛瑙, 观赏价值极高。 其次为半透明釉, 无开片纹; 釉色有湖水绿色, 豆绿色、 黄绿色、 艾色等多种, 朗润清淡、 气韵天成。 其中以湖水绿色最值一提, 比之唐越窑秘色瓷的“千峰翠色” 及后世宋代的盖世名品龙泉窑的粉青釉毫不逊色。 三是光素无纹, 不重装饰, 反映出大唐时期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皆追尚朴素、 古拙、 端庄、 纯净、 实用之风。 四是制作考究, 技术先进, 基本上吸收了唐代同时期最先进的技艺,与被称为“唐代青瓷瓷都” ——浙江越窑所使用的技艺几乎无区别。 其中的精品有四系罐、 八兽足砚、 双鱼罐、 把壶等。 2008 年, 四系罐被中央电视台《寻宝》 活动评定为“民间国宝”。

在唐代, 水车窑青瓷以釉色美、 片纹美、 造型美、 古拙美独领广东青瓷风骚。 以20 多个品种、 40 多个品类一统当时广东瓷业天下, 创造了广东地区制瓷水平最高、 规模最大、 外销最繁荣的辉煌历史。 在泰国出土的文物中就有梅县水车窑生产的青釉葵口碗。 梅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从水车窑出土的青瓷八兽足雍砚, 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水车窑青瓷是中原文化和梅州本土土著山民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是唐代古梅州文明的有力印证。 客家先民从中原大迁徙到梅江流域, 带来了先进文化与生产力, 融合了百越文化, 从而创造出客家人伟大的“母亲瓷”。 据《汕头日报》 2009 年6 月28 日刊文载, 几年前, 有人在韩江沙层中偶尔捡到一个大碗, 十分美丽, 正是梅县水车窑的产品。 大家都称它为“千年不变湖水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