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厅的设立还要从1636年说起。其时，包括郭尔罗斯部在内的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领主在盛京（沈阳）盟誓，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因为在征服明朝的战争中立下了军功，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的第十八世孙固穆被叙功封为“札萨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统辖郭尔罗斯部二旗。从此，郭尔罗斯部二旗沿松花江明确了疆界，并被分为前、后两旗，固穆系世长前旗，布木巴系世长后旗。从这一年开始，郭尔罗斯前旗作为国家的地方建制，一直延续了308年。
1757年，郭尔罗斯前旗旗祖固穆的七世孙恭格拉布坦承袭了辅国公爵位，但此时，札萨克的职务却已旁落他家。“札萨克”是汉语“执政官”的意思，也就是蒙古各盟旗的旗主、行政长官，由蒙古王、公、贝勒、贝子等贵族充任，也被称作“旗主王爷”。在札萨克的封地内，山川、河流、山林、牧地、田产均归其所有，且不向朝廷担负任何徭役、税赋。境内人民统归札萨克管辖，并交纳赋税，承担徭役，而且札萨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早在1687年，郭尔罗斯前旗就发生了重大的权力更迭。第三代札萨克辅国公，也就是固穆的孙子莾塞以“不缉贼罪”，被朝廷削去札萨克一职，仅保留了辅国公的爵位，札萨克职务由他人代领。
夺回札萨克的职位是固穆世系几代人的夙愿，恭格拉布坦虽然很年轻，但是非常有野心，他一心想着怎样重新取得札萨克的职位，正是这种对权力的渴望，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清代，蒙古各旗一切封爵世职的变动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为了赢得皇帝的赏识，恭格拉布坦不断增加向朝廷的贡奉，巨大的支出渐渐让他力不从心。冥思苦想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恭格拉布坦的脑海中。
“民人”是清代旗人对汉族人的称呼。1791年早春，郭尔罗斯前旗境内，临近柳条边墙的伊通河畔突然热闹起来，大批关内民人通过一些被称为“揽头”的中介人，来此开荒、租种这里的土地。而这些“揽头”背后的主使者，正是恭格拉布坦。他违背祖制，瞒着朝廷，私自划出了游牧地，招民人垦种纳租。
恭格拉布坦确定的租粮是每亩4升，折合白银2分1厘，这在当时算得上相当便宜了。民人垦荒种植为恭格拉布坦带来了滚滚财源，仅地租一项每年就多达白银5500两。
面对轻而易举得到的大量白银，恭格拉布坦颇为得意。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无意间竟然成了开发的首倡者，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开启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再度融合，也促使清王朝不得不调整了延续多年的东北封禁政策。
原来，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并切断蒙古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对广袤的关东大地实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先后修建了绵延1300多公里的柳条边墙，严控关内民人向东北地区移民。清政府规定，属地只允许世代传承，不允许转让和招垦，因此，一望无际的原野不允许汉人垦荒。
然而，中原地区的天灾人祸和日益拥挤的土地，使得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被迫来到关外寻求生机。于是，渴望土地的流民和渴望金钱的恭格拉布坦一拍即合。但是，私自招民开垦的行为毕竟是犯了大忌，朝廷一旦追究下来，后果不堪设想。(www.xing528.com)
其实早在1791年，负责戍守吉林全境、统帅八旗官兵的吉林将军秀林就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里招民垦种的情况，但是乾隆并没有采取任何相应措施。一切在风平浪静中过去了8年时间。1799年，逐渐掌握大权的嘉庆皇帝终于下令彻查此事。此时，恭格拉布坦已经辞世。
朝廷委派吉林将军秀林会同哲里木盟的盟长拉旺，到郭尔罗斯前旗调查流民垦荒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民户多达3330户，开垦土地已达26.56万亩。当时，在伊通边门附近形成一个较大村落——长春堡，此情此景让两位钦差十分震惊。落户的民人和开垦的土地都已经不是小数目，该如何向皇帝汇报？又该如何解决自己管辖范围内这件棘手的事情？秀林感到十分为难。
经过思考，秀林有了主意。不久之后，一份奏折摆在了嘉庆皇帝面前。秀林如实汇报了郭尔罗斯前旗招民开垦的情况，同时他还建议，鉴于民人已经垦种多年，有效地资助了蒙古王公的生计，并且相安无事，应该允许他们继续耕种纳租，甚至可以考虑将流民聚集区的蒙古人迁移出去。吉林将军还在奏折中请示，在流民聚居的地区设官弹压，以免滋生事端。
收到秀林的奏折之后，嘉庆皇帝颇费了一番思量。清朝皇帝深知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怎样做才能既保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又给“闯关东”的民人一条生路呢？与军机大臣商议后，嘉庆皇帝发出了上谕：“朕为体恤蒙古起见，仍令其照旧耕种纳租。”但此后，“不准另行开垦一垄，亦不许添居一人”。
1800年，一份来自京城的公文送到了吉林将军秀林的手上，吏部通知他和郭尔罗斯前旗第九代札萨克辅国公阿拉坦鄂齐尔：嘉庆皇帝批示，同意在郭尔罗斯前旗的封地内设立一个地方行政机构“长春厅”，只能是“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长春厅只负责管理民人事务，境内的一切蒙古事务依旧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地权仍旧归蒙古王公，地租仍旧由蒙旗自行收取，境内的满洲八旗事务则归吉林将军辖理。
蒙古镶黄旗人六雅图出任了长春厅首任理事通判。长春厅成了吉林将军辖区内的第二个建制单位，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建立的第十四个行政单位。
1800年，清政府发放了带有“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字样的印信。此后，“长春”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设治之初的长春厅，东由沐石河起，西至巴彦济鲁克山止，约230里；南由伊通边门起，北到季家窝棚止，约190里。下辖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乡，后来又增设了农安乡。
长春厅设治一事，在漠南蒙古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多个蒙旗都有流民开地垦荒，而在民人聚居处安官设治，长春厅则是首例，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和处理原则，不仅载入了《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理藩院则例》等行政法典内，也使得各旗的蒙古王公纷纷奏请朝廷允许招民开荒，并在已开发的区域内设治。无奈之下，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模仿长春厅的处理方式，相继在多处建立府、厅、县等行政机构。最终，这类行政单位在清代东北地区达1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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