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脸城城址扼宋金来往之要道，是金咸平府（今开原市老城）经信州（今公主岭市秦家屯城址）、济州黄龙府（今农安县城）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必经之路。城内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存世遗物既是昔日偏脸城繁荣文化的体现，亦是城内居民富足安乐的实证。鸱吻卧脊，飞檐凌空，金蜻蜓振翅欲飞，金丝花茎叶分明……手工匠人的妙手制造需要以太平盛世为背景，商贾云集的城区里其乐融融，马上民族的边陲之地拂去了一身的粗犷洒脱，中原文明的精致奢华在此处生根发芽。
金代韩州偏脸城是宗教融汇的交叉地带，北宋、辽代已在东北初露端倪的佛教，在金代风头更盛。金太宗时已在内廷供奉佛像，金上京城内名刹大寺已逾六处，举国上下“奉佛尤谨”。金熙宗统治时期，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汉化，对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为尊崇，而且金熙宗还曾因太子济安生病而“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在金统治者的推崇之下，佛教寺院已遍布大小州县，并呈现出“宝殿崔嵬，法堂宏敞，至如宾馆，僧寮、帑藏、厨舍无一不备”的盛况。
城内出土的黄釉、绿釉琉璃瓦，以及铜佛造像、铜鱼、铜风铃等器则是典型佛家用器，其中铜佛造像头戴圆冠，身着广袖长衫，足蹬厚履，脚踏方形须弥座，双手捧钵于胸前，背后有一铜钮，造型虽然较为朴素，但铜像中多了几分烟火气息，或许正是昔日僧侣的原型。佛教蔚然兴起，道教又掀复古之风，城址内出土的一块雕花石板上浮雕太极图案，这一典型的道教标志则是道教复苏的最好例证。史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道教在这一时期自身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变革，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新道派从民间涌现，逐步成为金代道教的主流。(www.xing528.com)
融通八方，商贾云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遗物的频频出土再现了不同民族的高度融合。指印纹板瓦常见于渤海故地，泥质灰陶罐为典型的金代女真用器，莲花纹白瓷碗以及刻有汉人姓氏的印章则为汉人贴身之物。辽、金统治者在对宋战争中曾俘掠了大批汉人迁至东北，置州县以居之，谓之“实内地”。如1123年，金军“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在宋金正常交往过程中，宋朝使臣也常把宫廷匠人带去传艺，偏脸城内这些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的各类器物或许就出自这些匠人及其后人之手。
偏脸城南侧昭苏太河旧河床内挖出来的铭文古乐器——“大晟编钟”，或许正是这场民族融合、王朝更替背景下的时代产物。编钟青铜质地，整体呈椭圆形，通体饰蟠虺纹，两侧钲部有乳钉共36枚，等距分布，间以矩形纹饰带相隔。正面中部阴线刻篆书“大晟”二字，背面居中刻“太簇中声”四字，编钟造型与河北省博物馆所藏“大和·南吕中声”钟极其相似，应该同属于一个类型的编钟。此编钟造型为北宋用器，“大晟府”又为北宋的中央官工厂，然而仔细观之，却在钟体侧面边缘发现八个官验文字“韩州司判验记官赵”及其押印。北宋的造型，金代的刻款，是北宋工匠移居韩州所造，还是金代后人仿宋特制而成，迷雾后的真相我们暂时难以揭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片动荡与和平见缝插针的交错地带，偏脸城内却上演了一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大戏。北宋、金代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渤海遗民咸集于此，用他们的辛勤与智慧共同编织了古城韩州的溢彩华章，实为民族之幸，时代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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