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虎城的历史建制及沿革，许多学者做过考证。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的故址。
在《辽史·地理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而在《金史·地理志》泰州条上则这样描述泰州：“大定二十五年罢之，承安三年复置于长春县，有达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
达鲁古河，辽以前称漏河，辽圣宗太平四年因长春县改称长春河。鸭子河在《武经总要》中有较明确的记载，即其在大水泊（查干泡）之东、黄龙府之西，应为松花江的一段。“别里不”为女真语，意为“喷泉”，而今塔虎城北45公里安广镇的龙泉泡，南59公里套浩太的水龙坑、64公里深井子的旱龙坑，都可能是此泉。因此，众多学者认为，塔虎城为辽之长春州、金代之新泰州故址说法比较符合文献记载。
另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长春州于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设置，是兴宗延庆宫的“斡鲁朵”。辽代实行“斡鲁朵宫帐制”和“头下军州制”，皇帝和后宫、贵族都有自己的私城，称“斡鲁朵”。长春州除属“斡鲁朵”外，在行政上隶属于上京道临潢府，在军事上属于东北路统军司，是辽代东北地区负责控制女真、室韦等部的军事重镇。此地不但有正规的“韶阳军”，而且有“乡丁四千”。
由于塔虎城地处松嫩两江交汇处，泡沼湖泊极多，自古以来是天鹅、野鸭的天然栖息之地。从辽圣宗到天祚帝，每年春天几乎都要到这一带巡猎，而且在这一带设有“行在”，当时称“捺钵”。关于辽代皇帝在“春捺钵”活动的情形，《辽史·营卫志》记载得特别详细。“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卓帐冰上，凿冰取鱼。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捕得鱼鹅之初，皆大摆“头鱼宴”“头鹅宴”，边歌舞，边畅饮，皇帝与群臣共乐。
每年辽皇帝“春捺钵”之时，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酋长都要来朝贡。由此可见，辽帝捺钵不单为了行乐，也有对其他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怀柔笼络的目的。
《辽史》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头鹅宴上，酒至半酣，天祚帝命令各酋长依次起舞，唯有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不肯。天祚帝再三令舞，阿骨打始终不从。辽帝看到阿骨打如此倔强，便想杀了他。后来听从枢密使肖奉先的话，“恐伤向化之心”，不但没杀，反而加官升爵。
辽帝不但经常到塔虎城一带春猎寻乐，而且经常在这里召见宋朝使者，处理双边事务。《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庆历年中，宋朝的王君贶出使契丹，戎主邀其到混融（同）江观钓鱼。告别宴上，戎主对王君贶说，南北修好多年，非常希望能与南朝皇帝兄长一见，现托你传一杯酒到南朝。于是，亲自倒酒，非常恭敬地交到王君贶手上，举杯同饮。然后，又亲自鼓琵琶，祝福南朝皇帝千秋万岁。(www.xing528.com)
当时，南北往来交流频繁，据《辽史·本纪》记载，宋使张传、张士禹、程琳、丁保衡、张保维、孙继业、孔道辅、马崇至、韩琦、王从益等，都先后来过这里观看捕鱼，或钓鱼赋诗，休闲娱乐。
金代，塔虎城的作用不如辽时重要。但金初承辽制，塔虎城仍为长春州。1150年将长春州降为长春县，隶属金上京会宁府肇州。1185年，金政府罢去泰州，于1198年将泰州治所“复置于长春县”。所以，塔虎城又为金代的“新泰州”，隶属于北京路临潢府。为防御蒙古人南侵，金东北路招讨司曾设在这里，塔虎城成为金政府设在东北的军事重镇。
前郭县博物馆内塔虎城沙盘
金末元初，以游牧为业的蒙古族从北方兴起南侵，灭掉金政权。当时蒙古人攻城志在掳掠，“得城旋弃”，中国东北渤海、辽、金时期所建古城，绝大部分被摧毁形成废墟。塔虎城也在此列，从此逐渐荒弃。
寒来暑往，王朝更迭，这座演绎了漫长民族历史的千年古城，在新的时代，仍将用它历经沧桑的“身躯”，向后人诉说着由人民创造的历史。
采访专家：张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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