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如此真情激动地为任安对他的误会辩解，他沉痛地指出，自己之所以看起来和皇帝很亲近，那是因为自己受了腐刑，丧失了男性的生殖能力啊！经常在皇帝左右，这绝对不是什么值得骄傲、值得被羡慕的事。因为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宦官，变成了残缺不全的人，而这样的人虽能接近皇帝，但必然得不到皇帝的基本尊重。
司马迁写这么悲愤的信，就是要表达：“如果能有一点点的其他选择，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事？而你竟然还因此对我产生了误会，认为我得到了很大的影响力！不接受最屈辱的腐刑，我就只能死，而死了就无法完成毕生的志业——将《史记》写出来。于是，我才忍非常之辱，留着这样的余生。如果用这种方式接近皇帝，那有何价值？”
在皇帝的身边，有很多宦官，他们都是接受了非人的待遇才得以进入宫中的，以不完整的人的身份活着的。从司马迁的反应，我们很能同情地理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正常？而皇帝的身边，也就是最接近皇帝的，正是这些不正常的人。
司马迁所经历的，也就是当时所有的宦官都经历过的“下蚕室”。什么是蚕室？那是像养蚕一样的地方，它窄小而且密不通风。被“去势”，即被割除了生殖器之后，他要被关在在这样的蚕室里过很长一段时间。以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解释，这是为了尽量和外界隔离，以免造成伤口感染。在那个时代的原始条件下，割除生殖器是大伤，不仅割的时候痛，而且割完了受到感染，伤口无法复原的概率很大。
这真是恐怖、极度残酷的经历。其中很高比例的人，就因为各种并发症死去了；勉强活下来的，也必然在精神上留着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他们的人生被彻底地改变了。
为了保证皇帝的生殖垄断权不受威胁，皇帝就只好置身在这样一群精神扭曲的“非人”之中，由这群人在四周服侍皇帝，这是帝国权力集中所付出的代价。这些受过彻底伤害的人，一般内在会有强烈的残缺意识，连带产生高度的自卑感，并且会时时受到不安全的恐慌打击。更糟的是，进入皇宫，他们失去了和原来家庭的联结；成为宦官，他们又被剥夺了生养子嗣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如此悬宕空虚，他们怎能正常？(www.xing528.com)
但这个问题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史，皇帝的身边都是这些注定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因为自卑，所以如果有人尊重他们，奉承他们，那他们能得到的满足远远超过正常人的；换另一个方向看，因为自卑，所以他们也会从对看不起他们的人的报复上，得到异常的愉悦。
西汉从汉武帝之后，宦官就在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皇帝和宗亲疏远了，也和外朝大臣疏远了，权力和资源越是集中，吊诡地，皇帝就越是孤独、自闭。刚开始还有一些正常的男人得到特权进入中朝服务，但逐渐地，在皇位继承斗争越来越严重后，这种人越来越少。而能在宫中走动的，绝大部分都是宦官了。
宦官的集体心态与集体利益，使他们必然倾向于割离外朝，并尽量垄断皇帝。当他们成功地将外朝隔绝时，实际上就形同绑架了皇帝，他们就可以借由皇帝的权力来发泄他们精神上的种种扭曲。这就是元、成、哀、平诸朝的普遍现象。
宦官围绕着皇帝，其他人就只能通过宦官才能接近皇帝。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其中少有的例外，是外戚。皇太后或皇后的亲属，从伦常的道理上看，他们进宫来见皇太后或皇后，保证不会影响皇帝的生殖权，他们是难得的缺口。于是，皇帝越是被宦官绑架，越是与外界隔绝，外戚这个仅有的缺口就越发难得与重要，外戚在宫廷中能发挥的作用也就相对提高。
昭宣之后，西汉王朝陷入了内外困境。在外面，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里面，宦官对皇帝的控制越来越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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