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基本价值观是重本抑末，即重视农业，强调农业的核心地位。但回到历史的事实上，我们要小心，不能将这样的价值观混淆为重视农民。重农和重视农民不是同一回事。
西汉朝廷的重农政策，是重视农业生产，抬高农业生产的地位，强调耕地的重要性。因为重农，所以以非农业形式所取得的财富，都倾向于回到土地上，商人以末业赚了钱，都要想办法让自己转型为地主。但在土地上真正负责生产的是什么人呢？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吊诡地，正因为农业生产重要，朝廷财政以农业为根基，所以朝廷就顾不到农民的情况。对朝廷来说，确保能够稳定地、有效地收取农业收益，这是命脉所在，地主的出现及扩大，在这方面对朝廷有利。重农的价值观在这个阶段，使朝廷站在地主的一边，就算没有实质鼓励，朝廷至少也被动地纵容了地主势力的兴起。
然而，地主一时和朝廷利益一致，没过多久，这样的关系就变质了。
原因是，一方面，地主升级为大地主，大地主升级为超级大地主，他们掌控地方的资源后，就开始和朝廷有冲突了。豪强逐渐成为地方上最麻烦的动乱失序因子。另一方面，更根本地，土地越集中，自耕农越少，因为真正付出劳动力的农民得不到合理的待遇或照顾，这到一定程度后，基本的农业劳动力维持都会出问题。不重视农民的重农政策，纵然可以得到一时的发展，终究还是会带来农业残破的危机。(www.xing528.com)
传统历史上有“昭宣中兴”的说法。从表面上看，汉昭帝、汉宣帝两朝的确很不错。汉昭帝朝由霍光支撑住了，汉宣帝来自民间，更是明确地停止了之前许多好大喜功的政策，两朝都有相对厚道的统治者。不过，昭宣两朝的繁荣富裕，其实也就是建立在这种重农政策的因果时间的落差基础上，只能是一时的、短期的现象。
“昭宣中兴”的基础，就是“轮台之诏”后停止了扩边战争，大幅地降低了开支。这让朝廷的财政逆转了过去几十年的方向，而能够与民休息，且朝廷不断地下诏减少、减免税赋，以使人们保留较多的生产所得。不过，这是和土地兼并同时发生的，于是，地主享受到了大部分的减免，作为佃的实际生产者就不见得真正能得到多少好处了。
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地主又变富了，他们从中得以获取了更多的生产收益且不用上缴给朝廷，于是更增添了收购土地的动机和资本。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虽然霍光他们斗倒了桑弘羊，实践了“轮台之诏”的新路线，也得到“昭宣中兴”的社会复苏与繁荣效果，但在接下来的汉元帝、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汉哀帝、汉平帝（公元前1—公元6年在位）诸朝，经济生产秩序仍不可避免地瓦解了，进而带来社会动荡，最终瓦解了西汉原有的政治结构。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无节制的土地兼并。汉昭帝、汉宣帝两朝基本上没有拿出任何试图减缓土地兼并现象的政策。于是，本意是要嘉惠农民的减赋做法，实际上却肥了地主，而且是越大的地主得到的越多。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大地主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自耕农却越来越少，且不断地滑落为佃，又再下降为奴。这样的社会结构，很难维持和平运作，不乱也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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