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写过一篇《士不遇赋》，其原文保存至今。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之所以“不遇”，是因为自己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这使他来不及见到三代的隆盛，却目睹了种种堕落败德的现实。生活在这种衰世的最大考验，就是没有固定可遵守的共同标准。遇到任何事，都必须自己反复检讨选择，但即便如此，也还不见得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因而，真正的关键在于改变这种是非标准混淆不明的状态，重新建立标准。那标准在哪儿？第一，在由儒家所代表的三代理想中；第二，在天或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恒常规范中。而且董仲舒主张，这两项标准是二合一的，即理想的人事规则和天互相应和。这就形成了绝对的标准，而不是战国纵横家、法家所鼓吹的那种，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所采取的相对的标准。
阴阳变化、四时流转是绝对的，如春天就该像春天，夏天就该像夏天等。人不能质疑天，不能违背天。如果有着绝对标准的天出现了偏离的现象，那就一定不对，也无法用别的什么相对的标准来衡量。以天的绝对标准为依据，相信天和人有着密切的感应关系，这样能重建一套绝对而非相对的人事标准。
董仲舒自己表明得很清楚，他要追求的，是超越从战国延续到西汉的，那种纵横家、法家的雄辩引领的混乱标准，建立一套绝对的、统一的人事原理。这里有着一股强烈的大一统精神，它和汉武帝本身的野心，还有那个时代的氛围密切吻合。(www.xing528.com)
主观上，董仲舒认为自己成功地改变了过去纵横家、法家带来的原则混乱，不过从历史上客观地看，其实董仲舒建立的这套思想系统，却成了另外一种相对主义的乱源。“天人感应”系统乍看很细致、很复杂，然而内在的感应推论，却绝对不可能有固定的客观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像吕步舒的看法显然就不同于董仲舒的一样。
更严重的是，董仲舒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实际上摧毁了原本经典所具有的权威地位，开启了后来今文经学各种补充、改写经书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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