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用简要的方式记录大事。如旱灾、水灾、蝗灾、火灾……这些理所当然都是大事。同时，它会记录人事上的重大变化。自然灾异与人事变化，原本只是因为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所以在《春秋》的经文里是并列出现的。然而，一旦相信《春秋》的曲笔，并积极地在经文中寻找微言大义，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些并列的条文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董仲舒研读《春秋》后，建立了一个严格的世界观，他基本上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偶然或意外。通过阴阳、五行的运作，所有的事物都彼此互相联结。也是通过阴阳、五行的运作，自然现象和人事行为也都彼此互相连动，人能影响自然，所以也就能从自然的现象反推人的作用。
比如某一年的夏天不热，在阴阳运作的逻辑中，这是阳气受到了侵害，阴气过盛所致的；对应在人事上，男人属阳，女人属阴，这就一定是有女人侵夺了男人权力或地位的现象。于是，现实中比较强势的女性，就会在这样的信念中被指责为使自然阴阳运行变乱的祸根。
对董仲舒来说，祖庙不可能意外地烧起来，更不可能是偶然造成了两座祖庙的先后失火。从严格的因果世界观来看，祖庙失火必然是感应于相应的人事变化才会发生的。祖庙失火是客观的事实，因此，从“天人感应”的因果原理推测其人事上的意义必然不会有客观的答案。所以，就连董仲舒亲近的学生吕步舒，都没法和老师董仲舒有一致的看法，甚至猜不出来老师董仲舒会如何解释这项因果。
《汉书·董仲舒传》这样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此，看起来，董仲舒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汉武帝朝种种“隆儒”，即抬高儒术地位制度的发动者。不过，只要看看在祖庙失火事件中董仲舒差点被杀，再加上他到胶西王的身边为相后，仓皇称病去职，我们就会明了，与其说董仲舒的影响力很大，不如说他的思想与文章刚好符合汉武帝朝之需。
前面已提过，汉武帝即位时，整体的政治氛围已经在改变，围绕着汉武帝的，一群反对黄老道家无为原则的少壮派人士，他们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要寻找到能够取代黄老无为的新思想。儒家思想的积极有为吸引了他们，而董仲舒为他们提供了从道家思想过渡到儒家思想的桥梁。(www.xing528.com)
那就是保留了天，维持了对自然运作规律的推崇，建立了起自然和人事间不同的新关系。在董仲舒的新解释中，政治上的“德”等同于自然的“阳”，“刑”则等同于“阴”。自然运行是阴阳配合，而且阳上阴下，所以在政治上，相应也该“德”上“刑”下，且彼此按比例平衡。现实中有很多秦朝留下来的法家规定，使“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也就是说人们时时受到种种刑罚的威胁或迫害，所以他们只能“亡逃山林”。
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来看，“刑”高于“德”，“任刑不任德”的人事行为，会对自然产生相应的失衡破坏。刑杀过度，阴气太重，压过了阳气，这就会使气候失调，如阴气重的冬天变长了；适合农作生产的春、夏，则因为阳气不足而变短了等。
如此一来，这就不是简单的民众逃亡问题了，而是变成了全面的四时不节，进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全面的破坏。继续保持无为，不改变重刑的现况，不积极推行“德政”，那么社会的根基——农业生产将会瓦解。这样的理论，给汉武帝朝政治由被动转为主动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成了汉武帝朝的代表性新意识形态，它呼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并将这样的时代精神往前推进。这个思想体系套用了阴阳五行对自然运作的复杂分析，并和复杂的人事变化相对应。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有人事变化的解释，反过来，也几乎所有的人事变化，都能找到相应的自然现象。这是董仲舒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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