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汉朝的经学，溯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种种纷争，一定要从董仲舒开始。
《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广川人也。”广川在今天河北衡水。交代了他的原籍之后，它的下一句就说：“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这交代了他的学术渊源，即他从小就专门学《春秋》，汉景帝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也就是进入朝廷担任博士。
董仲舒学的，是春秋公羊学，也就是依据公羊高所撰的《春秋公羊传》，也就是《公羊传》而来的学问。公羊高是齐人，他对《春秋》有一套复杂、细腻的说法，这些说法聚集起来，编为《春秋公羊传》，它在汉初非常流行，是当时对《春秋》经文最流行的解释。
《公羊传》的基本态度，是认定《春秋》是用曲笔写成的，也就是里面的绝大部分话，都不是直接叙述的。读《春秋》，不能单纯地看它表面写了什么，而要理解孔子为什么这样写。而用什么方式写，和写了什么一样重要，甚至经常比写了什么还要重要。
为什么要用曲笔写微言大义呢？其中比较简单的理由，是孔子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不能违理犯上，表达对大夫、诸侯，甚至天子的严厉批评。于是，对大夫、诸侯、天子违背道理或违背礼仪的行为，孔子只能以隐讳的方式写在《春秋》的经文里。此外，还有一个复杂些的理由，即那个时代的许多大事直接讲了，反而说不清楚，或反而没有曲笔叙述或记录的有力量。(www.xing528.com)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要记的当然是大事，而那个时代的祭典、打仗，绝大部分都是不合乎既有的封建规范的，都是僭礼的。如果只说发生了什么事，如哪个国君嫁了女儿，或哪国和哪国发生了军事冲突等，就表现不出僭礼的状况。于是，《春秋》就用曲笔，也就是故意隐晦地写，提醒读者这里不对劲，而让读者自己去追查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对劲。
《公羊传》和《谷梁传》认定《春秋》处处都是曲笔，他们就用明确的语言将曲笔的用法，以及曲笔所要提醒的，一一加以标示。
董仲舒的学问基础，是《公羊传》，他留下来的主要著作就是《春秋繁露》。在对《春秋》的研究、理解上，他不单纯是传承了公羊派，还将之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与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春秋》断狱”。
《春秋》有曲笔，曲笔的关键在于褒贬，而公羊派最擅长的就是发掘《春秋》经文中包含的褒贬道理。那是一套完整的人类行为的评断系统，它表明怎么做是对的，是该在历史中被表扬的；怎样做是错的，是该在历史中被谴责的。董仲舒就把他们认定的保存在《春秋》里的这套评断系统，拿来用在现实的人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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