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争议揭示的思想挑战

汉昭帝八岁登基，在位十四年，二十二岁去世，他没有留下子嗣。因此，汉昭帝去世后，西汉皇位的继承又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这次和汉武帝时不一样，皇帝死了，霍光还在。可以更直接地说，朝廷里并没有真正的权力断层的困扰，最大的权力始终是握在霍光的手里的。

霍光的权力大到可以用皇太后的名义选立新的皇帝，而且他不是立了一个，实际上是立了两个。霍光先是选立了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最近因考古发掘而声名大噪的海昏侯，但昌邑王就位后没多久，就被霍光废掉了。在废昌邑王的过程中，霍光给他罗列了众多的罪名，说他一上任就滥权妄为，同时杀掉了其身边的两百多人等。然后，又是在霍光的主导下，朝廷从民间找到了流落在外的刘氏后裔，也就是后来成为汉宣帝的刘洵，来当皇帝。

立一个，废一个，再立一个，在皇帝废立的过程中，霍光没有遭遇巨大的反对，甚至历史记录上也没有负面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霍光的权力有多大。他怎么能有如此近乎绝对的权力？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斗倒了桑弘羊。

回头看，霍光在《盐铁论》记录的那场会议中，用来批斗桑弘羊的重要势力，是所谓贤良文学。贤良文学在那时已经是一个鲜亮的招牌，是一个在各地受到推崇的群体。虽然贤良文学没有正式、固定的成员，却已经有了清楚而强烈的集体的原则和信念。桑弘羊再怎么百般不愿意，还是不得不进入会议里，面对由霍光等征集的贤良文学。

贤良文学的信念，以及贤良文学的集体权威，来自汉武帝朝新确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贤良文学用来挑战、质疑桑弘羊的，最主要的就是“德”与“刑”之分，这样的用语背后，是更大的儒家与法家的分野。换句话说，贤良文学明确地以儒家自居，他们批判桑弘羊的做法不符合儒家的标准，而属于可怕的法家阵营。

这种儒家与法家的正当性划分，是在汉武帝朝确立形成的。汉武帝之前，“汉兴七十年”间，主张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是朝廷施政的指导原则。这样的政治风格，产生了两个现象：第一，既然无为，也就不会积极地改变，所以汉承秦弊，即西汉一朝大致沿用了秦朝建立的制度，也就是说，实际上法家的严刑峻法仍普遍地保留着；第二，因为无为这样的信念只流传在朝廷的少数人中，所以它对广大帝国的人们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这段时期中，西汉处于一种缺乏统一价值观的混乱状况。(www.xing528.com)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然无法接受黄老无为。窦太皇太后死后，他就积极地将朝廷，乃至整个汉帝国从无为转为“大有为”。但正因为他的雄才大略和秦始皇的如此相近，所以他必须更明确地与被认定是历史负面例证的秦始皇划清界限。他选择的做法，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示自己彻底放弃、推翻了法家的路线。

不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未立即落实在统治上。在“轮台之诏”前，不管他在表面上说了多少支持、宣扬儒家思想的话，汉武帝的扩张、挥霍的政治风格毕竟和儒家的仁政、爱民的信念，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

儒家的核心精神在“轮台之诏”后，才有机会在现实政治里实现。儒家的政治理念是保守的、内敛的、仁爱的，它强调君王应该爱护人们，不应该使人们因征服战争而送死。霍光代表的，就是一种要将在汉武帝朝拿来当门面的意识形态，予以假戏真做的立场。

从这个角度看，霍光和桑弘羊之间的斗争，是西汉儒法角力的终曲。桑弘羊被杀，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代表了秦朝遗留的法家的观念与做法，至此终于从汉朝的主流政治中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