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汉武帝的辅政遗命,并不是每个人都和霍光有完全一样的理解。四位辅政大臣中,有桑弘羊,桑弘羊是汉武帝一朝最有力,也是最有成就的财政大臣。他担负的主要责任就是想出各种办法搜罗资源,以供如对匈奴战争等之朝廷所需。
在“轮台之诏”中,被汉武帝形容为“苛暴”的许多做法,都出自桑弘羊的手笔。桑弘羊发明、设计了许多财政工具,这才在那段时间中,将过去积累在民间的财富有效地挤榨出来,以应付汉武帝雄才大略的种种作为,以及那个时代的集体的扩张野心等。
桑弘羊对自己为朝廷所做的贡献,深具自信,并引以为傲。霍光“与民休息”的大政方针,相当于否定了他一直以来在朝廷的成就,桑弘羊当然不可能服气,更不可能遵从。
于是很快地,汉武帝遗诏指定的辅政四人,就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桑弘羊和上官桀,另一派则是霍光和金日磾。金日磾不是汉人,是匈奴人,他在战争中投降汉军,被带到长安后,负责为朝廷养马。他因将马养得特别好,而被汉武帝注意到,一路拔擢重用。他的身份使他必然不愿意见到西汉和匈奴交恶,而倾向于支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之诏”的立场。
四人两派,不仅是权力之争,还有更根本的路线差异,甚至信念差异。这样的内在深刻矛盾,到汉昭帝即位后的第七年(公元前81年),便在表面上爆发了。在这七年间,虽然霍光路线或“轮台之诏”路线占了上风,但底下一直暗潮汹涌,以桑弘羊为首的反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与掣肘。(www.xing528.com)
汉昭帝七年,两派先是进行了文斗。前一年(公元前82年),霍光和田千秋下令要求各地举贤良文学,即推荐地方上特别出色的人才。各地荐举的六十位贤良文学脱颖而出,且在这一年齐聚长安开会。
这整件事显然是霍光在背后操控的。在长安开会的贤良文学有同样的态度和立场,那就是反对桑弘羊的态度和立场。这场会议,实际上是霍光安排的批斗大会,他找来贤良文学,借讨论朝廷未来大政方针的理由,对桑弘羊发动最猛烈的攻击。
这场会议的经过,被记录下来,这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献《盐铁论》。我们很难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找到像《盐铁论》这么具有现场感的文献了,这本书将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一来一往的问答、讨论、激辩忠实地记录下来,不仅记录了说话的内容,还保留了大量的说话的口气或情绪等。
从桑弘羊在会上所说的话,尤其是他说话的口气或情绪中,我们可以鲜活地感受到,他逐渐弄明白了,这原来是霍光设下的陷阱,即让六十个贤良文学用打群架的方式,否定、推翻他过去所执行的种种政策,否定他的路线,进而否定他这个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