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原则的贯通，让太史公写出了很不一样的历史，这就是他“成一家之言”的条件。后世有了正史的固定观念后，又将《史记》置于正史之首，这使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用意、精神被埋没、被忽略了。太史公绝对没有想写一本正史，他写《史记》就是要摆脱当时流行的历史书写方式，而写出贯穿着独立、独特原则的“一家之言”。
太史公解释《史记》的结构：“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这种后来被称为纪传体的结构，是太史公发明的，为什么要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太史公也说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这样的结构是和他对历史的功能及目的的认识紧密关联的，也是他为了达到自己所认识的历史的功能和目的特别设计的。
《汉书》就沿用了纪传体。正史的传统形成后，纪传体又成了正史的基本体例。同为纪传体，《史记》和后来的其他正史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就是《史记》有“成一家之言”的用意和精神。对太史公来说，纪传体的设计与运用，是实践其“成一家之言”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用了过去没有人用过的、复杂的、彼此相连的形式记录历史，以便让读者能够从阅读中掌握“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分析和智慧等。
其中，本纪记载的是最高当政者的作为，同时发挥对大事提纲挈领的作用。然而就连在排比帝王的世系上，太史公按照其原则形成的史识，都有不同于当时且不同于后世的安排。最特别的，是他列了“项羽本纪”。这不完全是为了抬高项羽在历史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借这样的一篇本纪说明秦末的真实局势。
在从秦实质灭亡，到汉高祖统一全局的这段时期中，项羽是真正的统治者，虽然他挂的头衔是“西楚霸王”，但现实上，所有的王，当然包括刘邦的汉王都是他封的，名义上地位比他高的义帝（怀王熊心）也被他杀了。
刘邦建立的新朝代，不是打败秦而有的，而是在攻灭了项羽后形成的。虽然西汉在建立初期，依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将自己定为水德，表示自己是承秦朝的水德而来的（汉武帝时改为土德），但太史公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将项羽放进本纪中，加在秦汉之间，这突显了楚汉相争的重要性。
亡秦的，是项羽，不是刘邦。刘邦的功业，刘邦及其身边的功臣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打败了项羽，而不是灭秦。这是太史公看到的，也是他在《史记》中如此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www.xing528.com)
另外，在《史记·高祖本纪》之后，接的是“吕太后本纪”，而不是“惠帝本纪”，《史记》也没有“惠帝本纪”。《汉书》就做了不同的安排，它既有“惠帝本纪”，又有“高后本纪”，且一先一后。
《汉书》着眼的，是帝王继承的形式，汉高祖的帝位传给了汉惠帝，所以它要先有“惠帝本纪”。太史公要诉说的历史，实质比形式重要，所以，他没有写“惠帝本纪”，这明确地表示，在吕后的掌握下，汉惠帝从头到尾都不曾真正地行使过皇帝的权力，这段时期的统治功过，在吕后而不在汉惠帝的身上。
而且《史记》通称的吕后，《汉书》改成了高后。称“吕后”而不称“高后”，也有太史公的用意。在他“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判断中，吕后并不安于当汉高祖的皇后，她企图建立自己的吕姓王朝，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在吕后掌权的时间里，她要建立吕姓王朝的野心，是促成历史变动的主要力量。要了解“古今之变”，就不能不看到这个重点。
除了本纪之外，对世家，太史公也有特别的设计。他设有世家，是为了对应封建制度中的贵族身份。太史公将封建时代主要封国的历史，写在世家中，也将有特殊人格或经历表现的重要人物，写在世家中。
虽然孔子从来没有被封王，但太史公写的是“孔子世家”而不是“孔子列传”。如此自我破例，就突显了孔子的非常地位。孔子的成就，不是封建的身份、地位所能限制的，他所得到的尊崇，远远超过许多封建的贵族。破格将孔子写入世家，再加上“仲尼弟子列传”，这使孔子的历史意义得以标举出来。
《史记》另外还写了“陈涉世家”，它记录的是陈胜的事迹等。陈胜既未得周朝封建王侯的身份，也没有活到西汉，当然也就没有接受过汉高祖的封王，照理说，他不应该被放进世家里。太史公破例抬高他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这和将项羽列入本纪有同样的历史解释作用。因为秦末之乱，是由陈胜揭竿而起拉开序幕的，他是划时代大变化的明确启动者。要明白秦之所以亡，不能只看刘邦，也不能只看项羽，还要看陈胜在关键时刻所带来的震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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