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没有如此崇高的理想，那他就不会忍辱苟活。那他的这几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究天人之际”？这牵涉什么是天等。在自序中，太史公表达得很明确，虽然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思想上倾向于道家，但他自己的根本信仰，尤其是和历史有关的部分，绝对来自儒家，来自《春秋》。所以，他所说的天，不会是神秘奇怪的存在，也不会是干预人世的超越意志的神。
《史记·六国年表》中有一段话：“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因为“六国年表”列出了战国时期的主要大事，而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秦的兴起。所以太史公说，秦原本地处边陲，是个其他中原诸国不太看得起的小国，它甚至比野蛮的戎狄没好到哪里，但从秦献公之后，秦经常凌驾在东方诸国之上。从“德义”的标准看，秦和鲁、卫这些古国差太远太远了；从军力的标准看，秦也没有比韩、赵、魏这种新兴的国家强。秦最终得以兼并天下，似乎不是地理或其他形势条件能说明的，只能说是“若天所助”。
这是《史记》中典型的对“天”的解释——无法用人事的道理来完整解释的，那是天。太史公用天来解释秦的崛起，有意思的是，他也用“岂非天哉”来解释汉高祖刘邦的成功。此中有深意。在成王败寇的观念下，西汉人创造出了许多关于汉高祖的神话，这些神话几乎成了西汉的基本常识，但太史公写历史，不会随便陷入这种习惯中。他不接受成功者一定是好人或者一定是英雄的前提，坚持要在历史书写中弄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是为何、如何成功的等。
当他用“岂非天哉”评论汉高祖时，也就意味着，他认为在汉高祖的成功中有不是人事所能解释的，也就是其中有许多运气的成分。什么是人的努力与成就，什么是来自天的不可测的运气，正是历史应当认真追究的。
另外，《史记·伯夷列传》中有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www.xing528.com)
也就是说，那究竟什么是天？通俗的信念认为，天会帮助好人，站在好人好事这边，但这样的信念是经不起推敲的，伯夷、叔齐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历史上很难再找到比他们的气节更高的人了，但他们得到的待遇是什么？是被饿死在首阳山上，天并没有照顾他们。
类似的还有颜渊，他是孔子弟子中德行最高、最杰出的，却一生穷困，而且刚刚活到四十岁就死了。相反地，历史上有名的大盗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干尽了抢劫的坏事，还聚众扰乱社会，这样的人却寿终正寝。
天可能公平吗？
写历史，一定要“究天人之际”，即分辨清楚什么是天决定的，什么是“人”决定的。颜渊死得早，这是天而不是人决定的，也是超越人力控制的偶然，我们无法从这样的事情中获得关于人的行为因果的教训或启发。相对地，《春秋》中所记载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绝大部分是因为“人”，即因人的错误行为而导致这样的祸害。《春秋》借由记录“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教人如何认知人伦与政治上的基本原则，并提醒和示范如果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等。
历史的重点，在于彰显人，尤其是彰显管理者的行为的法则。但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就必须首先知道在人之外，有天，即有非人所能控制的偶然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将“天”和“人”区分开，不然对人的法则的整理就无法合理了。
一般人不懂“天人之际”，看到颜渊死得早，盗跖寿终，很自然的推论就是：“那干吗当好人呢，还是当坏人比较有利吧！”只有将天和人区别开，确切地了解人能为自己决定，也就是能为自己负责的是什么，历史教训才有意义，也才有分量。如果杂混着天和人，看起来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人所做的事和所得到的结果可以都不一样，那整理历史、呈现历史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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