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酷吏对付朝臣的做法，违背了历史所提供的政治原则与智慧。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穽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意思是，过去规定“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保护并激励士大夫的自尊。在山里威风凛凛的老虎，别的动物都怕它，但它一旦被关进笼子里，就变得对人摇尾巴讨食物了，这就是失去自尊的结果。因而，过去的制度，就算只是象征性地画几条线围起来当作监牢，士大夫基于自尊都不愿走进去；象征性地放个木头人当作吏来问罪，士大夫基于自尊都是不回应的，免得习惯了就不再自重了。
司马迁是了解并看重士节的人，却忍受了最没有尊严的第十级的至极侮辱活下来。他要让任安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残忍的决定。他要任安站在他的立场想想，为什么他要活下来？可能只是因为怕死吗？可能是为了求取皇帝的原谅，得以“尊宠任职”吗？
当然不是。苟活，就是为了《史记》，为了一个更高的、继承《春秋》以历史来彰显内在的深刻人间道理的使命。虽然他在自序中口口声声称这是父亲的遗命，但我们越读越明白，他认定的使命其实已远远超过司马谈所想象、所交付的了。那是他自己衷心地打造出来的终极的生命意义和关怀。遭李陵之难前，他就已经认定这项使命高于任何现实的追求。
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意思是，他要写的，是从有记录的历史开端，一直写到当代，罗列许多人不知道或遗忘了的材料，借由人的具体行为归纳成败兴坏的规则。全书的结构井然，一共有五大类，共一百三十篇。就是因为这本书还没有写完，所以他才坦然地面对最屈辱的宫刑，而没有呼天抢地。发生李陵案时，如果书已经写完了，已经确保一定会流传下去，那他就没有遗憾了，一定会选择就死。(www.xing528.com)
但这样的道理，能说给谁听？一般人谁听得懂，谁能了解？他们一定只看到一个贪生怕死，宁可受最严重侮辱也要赖活的人。所以，这些话他无法跟一般人说。
这是何等雄伟的人格！他对自己为什么而活再清楚不过。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超越现实，超越当下时代的梦想，并且愿意付出智慧、劳力乃至屈辱的代价去实现。即便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非常变局，他都还是忠于自己的理想，硬撑着完成了这本书。更惊人的是，他还在书中确切地达成了自己设定的至高目标——以历史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三句话，由太史公司马迁提出，在他完成的《史记》中得以实现，两千年多来，它们成了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精神核心，也是中国史学极难达成的、无法超越的伟大标准。
【注释】
[1]公元前481年获麟，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这中间不到四百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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