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司马迁以一段和大夫壶遂的对话，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继《春秋》”这件事的思考。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意思是，壶遂问：“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说：“孔子明白，自己无法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就将理想的主要原则写在《春秋》里，以流传给后世。他的理想有三个重点：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并以此还原基于天道人伦的根本政治秩序（‘王事’）。”
这清楚地表明，当时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一层一层都违背了应有的秩序。孔子要谴责天子，因为天子没有天子的样子，没有承担天命，没有承担起给予天下太平安乐的责任；也要取消诸侯自行僭越的地位，把他们拉回其原本在封建制度中应有的位子；还要明确地讨伐那些野心勃勃地争取权力与利益的大夫。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以《春秋》来流传理想？“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意思是，孔子说，因为《春秋》写的是具体的“行事”，而不是抽象的道理。《春秋》用实际发生的事来彰显高超的古老政治原则，辨别人与人互动规矩的细节；排除暧昧疑惑，明确判定是非，论定犹豫不决的事；肯定善，谴责恶，抬高贤能，贬抑无能；使被灭掉的国家在这里存在下去，现实上断了的宗法传承因此能够接续；补救坏了的，振起衰微的。总之，《春秋》在建立及护持王道上的作用是再大不过的。
接着，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意思是，六经皆有其特色与特长：《易》记录自然现象，长处在于彰显变化的法则；《礼》整理人伦规矩，长处在于教人如何行为；《书》保存古老先王的事迹，长处在于提供政治上的智慧；《诗》中有各种地理与动植物的描述，长处在于了解风土人情；《乐》探索人终极快乐的来源，长处是创造平和的氛围；《春秋》的重点则是分辨人事作为上的是非对错，长处是可以有效地管理人。
司马谈写了《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在这里则相应地表现了一种同等简要却有力的“论六经要旨”。(www.xing528.com)
司马迁认为，不同的知识用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当乱世之时，要将混乱失序的局面导正，最需要的就是《春秋》。因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春秋》，以及孔子为什么要在已有的经书之外，再作《春秋》？按照司马迁的理解，孔子这是为了以具体的人事显示，什么是普遍的、恒常的、应有的政治秩序与法则，即“王事”。“以达王事”则意味着传达这样的秩序与法则。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春秋》采取的手段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因为在他所处、所记录的时代中，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他们通通都不按照“王事”的道理进行作为。他们得到的结果呢？是一连串的灾难！
《春秋》仔细地罗列了这些灾难，并且用最为简要却严谨的方式，在几万字的篇幅中包纳了几千个教训。如此展现了如何让既有组织不致散乱瓦解的法则。在“万物之散聚”中，更重要的在于“散”，而且《春秋》主要处理的是“万物”中的人。近三百年间，君王有三十六人被杀，诸侯国有五十二个被灭，原本存在的封建组织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瓦解了，为什么？因为“失本”，即人不再遵循“王事”的根本道理了。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也就是说，正因为《春秋》的很大一部分，是呈现错误的示范，以警惕所有牵涉在政事里的人。所以当统治者的，不懂《春秋》的话，就会看不到别人面对他时别有用意的谄媚，也警觉不了别人在其背后的算计。当臣子的，不懂《春秋》的话，就很容易死守着标准的作业程序，却无法自己思考或弄懂对错的原则，一旦遇到了不一样的情况，就不会有权衡变通的能力或智慧。
同时，因为《春秋》记录的错误示范历历在目，所以当人君的不了解这些道理，就会落得罪魁祸首的恶名；当人臣的不了解这些道理，就会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即因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落得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受到毫无根据的批评也不敢反驳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司马迁接着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意思是，《春秋》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彰显礼义有多重要，并教人礼义的法则。君臣父子都有其规范的礼义，内化了礼义，人就不会做不该做的事，也就不可能触犯法律，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和平安定的秩序。在这方面，礼义的作用，比法的重要得多了。可惜，很多人都只看得到法表面的、明显的作用，相对看不到，也不了解礼义潜藏的、更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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