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了父亲的思想之后，接着司马迁自己上场。“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这说明，在司马谈那个时代，太史令最主要的工作，是“掌天官”，即负责天时历法的观察整理等。除了前面先说的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之外，这也说明了他采取道家立场的另一项原因，即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观察天象和整理自然的变化规则。
司马谈的儿子就是司马迁，但司马迁的学问基础，从一开始就和父亲的有差异，他学的是新兴的“古文”。而对司马迁的成长影响更大的，是他二十岁之后就开始进行的壮游经历。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这说明，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还有了古今交错的丰富经验。其中，有来自个人兴趣冲动的旅程；也有任务驱策的旅程，他既接触到了历史的遗迹，也接受了现实的考验。这样一路走下来，他当然成长为很不一样的人，他的所见所思，也当然和其他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大不相同了。
他从“巴蜀以南”回来后，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局——父亲去世。“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意思是，那一年，汉武帝第一次到泰山进行封禅之礼，司马谈没能随行，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他在愤愤不平中生了重病。
司马迁回来时赶上了父亲临终交代遗命。“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意思是，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哭着说：“我们家从周朝开始就世代为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掌天文之事。后来虽然一度没落，但我绝对不能坐视这样的家世传统在我的身上断绝。我死后，你必须继承家业去当太史。现在的皇帝接续断了千年的大礼，去泰山封禅，我竟然不能参与，这是命！这是命！我死了，你一定要去当太史，不要忘掉我来不及完成的论著。”(www.xing528.com)
接着，司马谈又引用《孝经》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也就是说，他引用《孝经》告诫司马迁，真正的、最重要的“孝”是自己得到功名来显扬父母。周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靠着他的成就，不仅是其父亲周文王，乃至一直到后稷的周先祖，都因他奠定的朝代基础而被宣扬、被尊重。周幽王、周厉王以降，世道衰败，还好有孔子崛起，“修旧起废”，建立起学问的根基与模范。
而且，孔子绝笔之后到现在已经“四百有余岁”[1]。但乱局中再也没有像《春秋》那样的史笔，将其间发生的事记录下来。最后说：“如今，汉朝兴盛，四境统一，又出现了很多人，又发生了很多事，作为太史，我却来不及记录，这使他们的事迹湮没，使修史的传统断了。我深感未尽到责任的恐慌，你一定要记得！”
于是，司马迁在父亲临终的病榻前接下了遗命，并郑重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一定尽全力将先人所传下来的事迹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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