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六年,少年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场上崛起;两年后,也就是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再度带兵出征。这次,他带领的是主军。他们从陇西出关,过焉支山,走到皋兰山时遭遇匈奴。霍去病的军队再度大获全胜,他们杀了两个匈奴的王,俘虏了一个王子和一个相国,以及数不清的都尉,带回来近九千个匈奴的首级,还带回来匈奴祭天用的两尊金人等。
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李广和张骞负责攻击匈奴的左贤王。其中,李广带四千人,张骞带一万人,各自前往。李广的军队走了几百里后,先遇到了匈奴的军队,它由左贤王带领,有四万人之多。
众寡悬殊之下,李广的部下当然害怕不安。为了安定军心,鼓舞士气,李广就让自己的儿子李敢只带了几十个人,冲出去突袭。他们直接从匈奴的军阵中贯穿,再分绕两边回来。回来后,李敢明确地宣告:“匈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于是,军中的人心大为安定。
但在现实中,匈奴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李广先让部下围成圆形,人人向外。匈奴很快发动了射箭攻击,他们的箭像是天上下了箭雨一般。这使李广的部下死伤惨重,而且很快地,他们带来的箭都快用光了。于是,李广下令,所有的人拉满弓戒备,防止匈奴冲过来,但不要随便射箭。他自己用可以远射的大弓,瞄准了匈奴的军官,连着射倒了好几个。这使匈奴的军阵松动了一些。
天黑后,在李广的军队里,人人的面色凝重如土灰,唯独李广意气自如,他仍然积极地来回指挥布阵,大家都对他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二天,李广的军队又鼓起士气与匈奴再战,并终于坚持到张骞的一万人赶到时。而匈奴一看情况不利,就退走了,但汉军也无力追击。如此折腾下来,李广的军队没剩几个人活着回来了。
回来后,朝廷对他们论究责任,张骞因军队“留迟后期”,即没有按时到达,依法应当被判死刑,但他用自己的爵位来赎,也和李广之前一样,“赎为庶人”。从中,我们就明白了二十爵制的关键作用,虽然西汉的法令极严,死罪很多,但是真正被处死的人数相对有限,这就是因为罪可以用爵位来赎,如此也缓和了峻法的严苛。尤其是军人,有军功可以升爵;犯了错,可以用爵赎罪,留得性命,以备有机会再被起用。
李广因功过相较,彼此两平,所以他没有受赏,也没有受罚。对李广至此所得的待遇,太史公发了一段感慨。因为汉文帝时,李广和他的堂弟李蔡都以同样高的地位,一同开始为朝廷服务;在汉景帝时,李蔡升到了二千石。在汉武帝时,李蔡担任代相,实质是负责代国的政务。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李蔡随卫青一起出征去攻打匈奴的右贤王时,他的职位是轻车将军,回来之后就因功封侯,而成了乐安侯。元狩二年,李蔡接替公孙弘为丞相,他的官职升到了顶点。
虽然李广比李蔡升到二千石的时间要早,然而李广停留在二千石的层级近四十年之久。其中更重要的差别是“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也就是说,以太史公看人的标准来说,李蔡的等级不过是“下中”,即九品等级中的倒数第二等,他的名声也远远不及李广的,但李广从来不曾被封侯,且他的最高官职不过到九卿的等级,也没有办法再向上升到三公的等级,竟然和李蔡的官职差了一大截。就连李广带过的军吏或士卒都有人后来因军功被封侯的,就是他的待遇特别不好。(www.xing528.com)
看历史,解释历史,太史公强调这要“究天人之际”,也就是分辨什么是“人”造成的,什么是超越人的,不在人的控制范围内的“天”造成的。
所以,《史记·李将军列传》接着说了这么一段故事:“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
意思是,有一次,李广遇到一位“望气者”,他就是能看到非人间的神鬼事迹的王朔。李广好奇地问王朔:“自从汉朝攻打匈奴开始,我就没有一次战役不参加,不用算高位的人,仅是看军队里校尉以下的人,本来他们的地位比我的低很多,而且才能不怎么样,连中等都还算不上,却也有几十个人凭借着对匈奴的战事而崛起且被封侯。论打仗的能力和行动等,我绝对不在他们之后,为什么我就得不到一点功劳可以被封侯呢?这难道是我没有被封侯的面相?还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呢?”
王朔给他的回答是:“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意思是:“将军您自己想想,生平中有什么特别感到遗憾的事吗?”李广真的想了,他的心中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意思是:“我在担任陇西太守时,羌人作乱,我诱惑他们投降,他们有八百多人投降,但他们被我骗了,投降后一天之内都被我下令杀了。这应该就是至今,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事了。”
王朔就顺着李广的话,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意思是:“最大的祸患,莫过于杀投降的人,这就是将军您无法被封侯的根本原因啊!”
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汉时的人对“命”的观念。李广的不得志,并不都是因为“天”,其中有他自己作为“人”应该负责的地方。不过,如果只是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太史公就不需要特别突显李广了,毕竟打匈奴的军功比他的高的还有那么多人,不是吗?
从“究天人之际”的角度看,太史公借李广要说的言外之意,是太史公对汉武帝朝的批判。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基本上是个直率正直的人出不了头,庸才却可以靠着真实成就以外的条件横行的时代。也就是说,李广的遭遇并不是因为李广的“命”该如此,也不完全是因为“天”,而是因为其中还有“人”的部分,那就是汉武帝的统治风格所造成的是非扭曲。这样的看法,曾经被汉武帝下狱的太史公不能明说,而只能将之放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隐晦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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