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农耕的冲突：中国历史中的帝国精神

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呼应发展的，是汉武帝朝和匈奴之间的争斗。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冲突开始谈起。

在欧亚大陆上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那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线。这条线和现代的中国国界不一样，以致过去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地理教育中，它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暂时撇开国界的概念，纯粹从地理上看，即从中国北方向北向西延伸，我们就会看到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中亚诸国和西伯利亚南部中，存在着一片连绵不断的大草原，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广大的一片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这一大片草原因气候的关系，主要是缺乏足够的降雨，而无法发展农业。在这里生活的人，以游牧为生，他们赶着畜养的牲口逐水草而居。在他们的牲口将这个地区的水草吃完后，他们就必须迁移到下一个有水草的地区。

游牧民族有许多部落，他们进行着各种不同方向的移动，从历史上看，公元前8000年左右，他们的生活有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他们成功地驯服了马。大约在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地区，最早被驯服的供人使用的马出现了。一段时间后，他们除了学会骑马之外，还进一步能够在奔跑的马上射箭。

发明和掌握了骑射技术，这就决定性地改变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使他们所代表的两种彻底不同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很不稳定的关系。过去，一方面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彼此生活的区域相距遥远，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鲜有接触。在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上，农耕民族定居生活，且逐渐发展出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组织。相应地，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游牧民族就长期维持着相对比较小、高度机动性的部落形式。

农耕民族在经济生产上占有优势，这就使他们能够得到较稳定的收获，也有余力支持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从酋邦等再到国家的出现，这样的社会组织又反过来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生产力。相对地，自从游牧民族取得了骑射的能力后，他们在军事的力量上就有了更加明显的优势。

同时，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没有明确的疆界概念。从生存条件上看，他们需要庞大的空间才能养活自己和牲口等；从现实的地理条件上看，广大的中亚草原提供了简直不会遭遇其他部落，遑论互相争夺地盘的空间。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这里是我的，那里是你的”这种想法。

日本电视台曾经制作过“寻找全世界眼力最好的人”的系列节目。他们找了许久，最后眼力最好的人在哪里？在蒙古草原上。节目制作单位将一只羊放进一群羊里，让这只羊的主人在两百米外辨认。他立刻就看出来了。制作单位继续加大距离，三百米，五百米，八百米……这样的距离，在我们看来，渐渐让人简直连羊群在哪儿都找不到了，这个蒙古人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指出自己的羊在哪里。(www.xing528.com)

这样的节目内容清清楚楚地显示了，游牧民族的空间感、距离感和我们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地理尺度比我们的大得多。他们的眼睛，主要是用来拉近距离，辨识空旷中出现的少数事物的，而不像我们的眼睛，主要是用来察知小空间中的拥挤和复杂的现象的。

因为游牧民族没有疆域观念，因而我们很难预测他们的迁移动向。而我们所建立起的明确的方向、方位意识，往往就是源自疆界划分的需要。此外，由于草原植物极其敏感，气候上的些微变化，就可能对其生长造成很大的影响。因而，游牧民族活下去的本能，使他们一遇到气候变化，就朝较有利的地区迁移。他们的迁移不是以“向东走，向西走”的空间观主导的，而是由降雨、植物生长的地区主导的。

所以，什么时候游牧民族会有大量而广泛的迁徙行动？当气候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时。比如，连续几年有一个地区格外干旱。于是，原本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游牧部落，就不得不迁到另一个他们原本不熟悉的地区，这就和长期运用那个地区的水草资源的其他游牧部落有了接触、冲突。而游牧民族间的冲突，不会斗得你死我活，稍微形成了胜负的态势后，输的一方就会离开，迁到别的地区。

如此就产生了连环的移居效应。也就是说，如果甲地干旱，那么，原本生活在甲地的甲族，就不得不移入乙地，并因而和在那里的乙族发生冲突。冲突后，如果甲族输了，那他们就会继续移动，进入丙族所在的丙地；如果甲族战胜了乙族，那就换乙族出走，进入丙族的势力范围，然后是下一轮的冲突及冲突后的迁徙……如此连环变化。

这种连环变化的结果，使在一个地区中能留下来的，都是相对比较强悍一点的部落，弱一些的就被迫远徙。而且，被迫迁走的部落很难回头向最早发生干旱的地区走。因为那个地区如果还是干旱，那么就不能回去；如果不再干旱，那么就会被相对比较强悍，有本事将其他部落赶走的势力占据了。这样的迁徙现象，也就形成了有方向性的。于是，弱势者或败者连环向一个方向迁徙，他们后来就碰到了农耕民族。

自从具有了骑射技术之后，再弱的游牧民族，凭借其机动性与战斗力，和当时的农耕民族相比，在武力上都还是占上风的。游牧民族一般不会刻意侵扰农耕民族，然而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连环的迁徙，使他们一步步地接近了农耕民族所在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