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帝国的昂扬精神，绝对皇权的后遗症

汉武帝朝形成的权力结构，将帝国太平时期的绝对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身上。这使在朝中，不仅没有任何人和皇帝地位平等，而且没有任何人处于可以和皇帝制度性地分享权力的位子。在当时的西汉，皇帝成了真正的one of a kind（独一无二），即和其他人都决然不同的人。

这实际上产生的作用，是将皇帝和整个外在的世界疏离隔绝了。所以，皇帝没有同侪，当然也没有平等的朋友，甚至还没有了家人。同时，一切人际关系都被编入权力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例外。而在这套集中的权力结构里，所有人都和皇帝隔着无法越过的绝对距离。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样的权力结构就成了中国皇权制度的规范性原型。即权力与财富从地方向中央集中，又在中央向皇帝一人集中。这产生的后遗症，第一是地方缺钱、缺人才，一旦遇到变化，比如天然的灾难或人为的动乱等，地方往往就无法及时处理，只能等待中央；且往往在等待中错失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反而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第二是在中央，皇帝选才的眼光，就变得格外重要，而且他的选才过程，又埋下了近乎无法解决的矛盾。

因为皇帝可以越过其他制度上的任何规定或限制等，将进入中朝的权力，即真正关键的统治权力交给任何人。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原先在外朝的组织里地位多低，皇帝都可以给他加官。而在他的官职上多加一个“中”字后，这个人就进入了中朝，直接服务于皇帝，也就一下子超过了外朝的所有高官，丞相也不例外。皇帝的任用选择，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因而皇帝如果用对了人，那么事情就对了；如果用错了人，那么事情就糟了。

而在中朝、外朝的划分下，通常皇帝优先看上的，都是懂得如何服侍最高权力者的。只有他们才能经常和皇帝相处，而不触犯禁忌或不惹皇帝不快。但这种懂得如何察言观色的，如何应对皇帝脾气的人，通常也就不可能怀抱公心，即不可能习惯于从公共原则或宏观的角度实行政务等。

如果皇帝选了十个人，其中有一两个不完全唯命是从，甚至还会批评或顶撞皇帝，那么在中国的皇朝历史上，这就成了美谈佳话。比如，汉文帝身边有爰盎，唐太宗身边有魏征等。让我们试着维持一点比例原则观念，想想：即使如此，在这样的皇帝身边，到底还是有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人，是绝对不会反对、违逆他的；而且，一个皇帝和不反对、不违逆他的臣子的相处时间，绝对超过他和那些会给他忠言劝诫的臣子的相处时间。

汉武帝虽然创造了这样的一套政治架构，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但他无法阻止源自家人——他一度最宠爱的卫夫人，以及他自己立的太子——的悲剧。这有一部分与汉武帝自身的性格有关，然而不容忽略的，还有一部分其实是由这样的权力安排所决定的。汉武帝不过就是最早的一个案例而已，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集中给皇帝所带来的孤独。(www.xing528.com)

而且，后世的每一个皇帝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从儿子当中选立一个太子，这就意味着他让这个儿子跨出了一大步，成为全国最接近皇帝权力的人。做皇帝的，当然不会挑自己不喜欢的儿子做太子，然而他喜爱的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就立即变成了对他的绝对权力的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威胁。

因为太子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谁当上太子，也就基本意味着他是未来的皇帝，他必然会吸引一群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以为将来的位子和影响力打基础。因而，皇帝就会想办法管控太子身边的人，比如，为他选择太子太傅等。太子太傅不单纯是太子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是皇帝信得过的人，是被派去筛选太子所受的教育以及所接触的人的人。同样地，皇帝选的太子有可能变化，皇帝选的太子太傅如何保证一定是站在皇帝这边的呢？

此外，皇帝拥有的权力越大、越绝对，他能够信任的人，相对就越少。从汉武帝朝开始，皇帝就被塑造成一个近乎不现实的角色，他的身上聚集了超过个人所能承载的权力。要运用和行使这些权力，他必然需要帮手。可是，这套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就是以排除有效的权力分享者或协助者等，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身上为目的的。

于是，悲剧性的吊诡产生了：基本上有能力又有资格帮助皇帝的，都被视为皇帝独占权力的威胁，而被排除在外；只有能力较差的，或身份有问题的人，才能够安全地进入皇帝的私人权力圈里。

而后来产生的外戚问题、宦官问题，追根究底，还是跟这种根本的权力集中结构密切关联的。因为如此打造出来的皇权制度，有许多严重的局限，这结构性地决定了有些混乱、争斗、败德等的现象会在这个体系中反复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