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选拔制度及帝国昂扬精神

在汉武帝朝，中央朝廷一方面用博士制度训练、拔擢人才，另一方面则想办法将各地方的人才向中央集中。这一来可以充实、提升朝廷的人力资源，二来有助于防范好的人才被留在地方，免得地方的势力坐大。

当时，对地方的人才，朝廷有察举制度。在汉武帝之前就有察举，但它并未被严格地制度化。通常是皇帝或朝廷觉得缺乏什么样的人才后，就制定明确的项目，要求地方将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举送上来。另外，有的时候是皇帝或朝廷需要彰显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就借由察举所制定的项目，周告地方。

在汉武帝朝，不仅察举越来越重要，而且察举的实行越来越制度化。让察举变得重要的方式很简单，即汉武帝直接下诏，强调要检验地方送上来的察举人才，如果发现他们的能力倾向不对，或质量不够好，那么地方官就要受到惩罚。再结合我们前面已提过的，酷吏、刺史等对官吏越来越严厉的监管等，地方官当然不敢轻视察举了。

当时，察举的项目逐渐固定为每年都会要求举孝廉。“孝”是孝顺，“廉”是廉洁，这是它在人格行为上刻意突显的价值特性。孝廉之外，有茂才。茂才指的是有格外突出的专长技能的人，其中的技能，依朝廷的需要会有不同的焦点。比如，有一段时间，“明法”是茂才科中最常被要求举荐的特长，这直接反映了法在汉武帝统治中的重要性，也解释了所有的这些酷吏的来源。

孝廉、茂才之外，另有至孝。至孝更加强调“孝”的重要性，即要找的不仅是一般符合孝廉标准的人，而且是在非常的情况下有非常行为的孝子。他们非同寻常的孝行故事，为朝廷提供了宣扬孝行重要性的机会和材料。还有有道，这是在孝之外，有非常的德行表现的人；敦厚，是特别厚道包容、不与人争的人；尤异，是无法用一般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其特殊才能的人。

如此，察举制度和博士制度形成了互补，博士制度负责培养具有儒家经书知识的人才，察举制度就不那么重视知识，更不会以明经为荐举的标准。博士弟子员的训练重点放在知识上，察举的重点就放在行为上。

另外，汉武帝又将征召予以制度化。察举制度是地方寻找和考核符合人才需求标准的人，并将之送到中央；征召制度则是朝廷直接下令，让地方将某个特定的人护送到中央。

征召制度相当于中央越过地方，直接拔擢地方上的秀异人才。这种做法，有两个附带作用。其中，一个是对地方显示，中央有不同的渠道了解地方的人才状况，“别以为你们可以垄断地方的人才”。另一个是威吓地方官，“有好的人才，你们却迟迟没有察举上来，这显然有失职之嫌”。这两个作用都有助于在选拔、运用人才上，拉大中央和地方的差距，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实际上，征召制度和察举制度互为表里，彼此增强：有了地方察举而来的人才，中央就能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地方的情况，而不必过度地依赖地方官；不时下令征召又给了地方官压力，这使他们在进行察举时必须尽心尽力，以防遗漏真正的人才。

在此之外，还有“公车上书”，这相当于地方人才向中央自我举荐的渠道，中央朝廷会派特使到各地巡行，搜罗上书或意见等。顺应当时的潮流，巡行中最常搜集到的，是各地的祥瑞或灾异信息等。比如，在哪里出了灵芝，或哪里发生了地震等，大家不仅纷纷提供报告，而且往往同时提供解释。解释当然就牵涉地方官的施政得失，因为这件事做对了所以有祥瑞，而那件事做坏了所以有灾异等。如此一来，公车上书带有访察民情，且更进一步监察地方政治的作用。(www.xing528.com)

公车上书还可以举荐地方的秀异人才，更重要的是，如果它遇到特别好的意见或看法，朝廷就会下令进行征召。它也是朝廷到地方调查人才状态的重要机制。

这一系列制度的整体效果就是人才向中央集中，中央的实力越来越强，相对地，地方的实力就越来越弱。这样的人才分配情形，也就成了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人才分配的常态。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人才上的“中央统筹分配制”。好的人才先聚集到中央，然后由中央统筹决定如何分配到地方上。地方人才从此就不是主流人才，他们一定要经过中央，才算真正的人才，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做贡献的，反而就成了稀有的特例。如此一来，地方也就失去了对当地人才的主控权，也就少了能够自主和中央对抗的重要筹码。

西汉时，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这个重大的变化了。《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赞语说：“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

意思是，汉武帝积极求才，他还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比如，征召枚乘时，因为枚乘年纪大了，所以，他特别下令，将负责接枚乘的车子的轮子，绑上层层的蒲草，用来避震，以让枚乘坐得舒服。看到了主父偃，他感慨相见太晚。于是，多元的人才齐聚到汉武帝的身边。

比如，卜式、桑弘羊、卫青、金日磾，这几个在汉武帝朝有大成就，且升到极高地位的人，各有来历。即“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意思是，他们的出身都相对卑下，换在别的时代，他们很可能一辈子就留在社会的底层，翻不了身，但因为汉武帝积极求才的做法，所以他们从社会的不同角落涌入朝廷，且做出了非常的贡献。

赞语又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然后，它就分类罗列了汉武帝朝的名人：

一、儒雅，即博学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等；二、笃行，即做事特别牢靠的，有石建、石庆等；三、质直，即为人正直，且敢于直言的，有汲黯、卜式等；四、推贤，即愿意去找来更多的人才的，有韩安国、郑当时等；五、定令，即负责制定法令的，有赵禹、张汤等；六、文章，即在文字上表现得格外杰出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七、滑稽，即懂得用幽默的方式提供娱乐的，却又寓智慧于娱乐中的，有东方朔、枚皋等；八、应对，即很会说话、很会交际的，有严助、朱买臣等；九、历数，即专精于天文、数学的，有唐都、洛下闳等；十、协律，即深度理解音乐的，有李延年等；十一、运筹，即精于拨算盘的，有桑弘羊等；十二、奉使，即远赴外国的，有张骞、苏武等；十三、将率，即善于带领军队打仗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十四、受遗，也就是在汉武帝去世前，能够接受遗命辅佐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的，有霍光、金日磾等。

这还只是举其荦荦大端而已。虽然它已经有这么多不同的项目，这么多响亮的名号，但“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班固的这段赞文内容，当然是站在西汉一朝的立场上，颂赞汉朝了不起的历史成就的，然而，这还真不是夸张的虚文。这不仅在于汉武帝朝真的出了这么多人，留下了这么多非常的成就，更重要的在于，班固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判断——这是人才向中央集中的开端。也就是说，皇帝找到了方法，以让地方人才都聚集到中央朝廷，这产生了突出的、惊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