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动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后，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立即与胶澳警察厅交涉。警察厅派台东警察署长和总商会代表前往工人宿舍协商复工，遭到工人痛斥。警察厅发出严重取缔命令，指示各分署、各警队和保安队于1925年7月24日断然采取上次镇压罢工的手段，以强迫工人复工。
胶澳警察厅之所以态度严厉，是因为张宗昌7月24日来到青岛。
张宗昌专用铁甲列车及其俄籍卫队
7月24日，张宗昌与其亲信赵琪由济南来到青岛。[19]张宗昌此行表面上是视察青岛和安排赵琪接管胶澳商埠，但真实目的一是“将渤海舰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二是“索求军费之财源”。[20]为了给军阀混战寻求财源，张宗昌不惜恳求日本方面多收购青岛盐；甚至策划以“上纳金200万元”为条件，与烟毒巨商刘子山协议再开鸦片馆之事。
是日下午1点30分，张宗昌率领卫队两营及骑兵连、迫击炮兵连、工兵排、机枪连、陆炮连、装甲列车队及白俄兵排共1700余人，分乘7列火车，杀气腾腾地来到青岛。
在青岛站，张宗昌受到青岛地方及驻军官员迎接，日本驻青岛领事江户代表总领事崛内率20余名各纱厂代表及其他日本人出席迎接仪式。仪式结束后，张宗昌入住原德国总督官邸，赵琪直接前往督办公署接掌青岛大权。
当晚，张宗昌以患感冒为借口，委派随行的第一军参谋长李藻麟代表其拜访日本总领事崛内，为其与日本做政治交易探路。张宗昌出于谋取军费的需要，以严厉镇压纱厂罢工作为换取日本支持的筹码和礼物；日本方面则看透了张宗昌为军阀战争筹措军费的企图，利用张宗昌有求于己的绝佳时机，将张宗昌作为自己的打手和工具，唆使其镇压青岛纱厂罢工工人。二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从25、26日的事态发展看，双方达成幕后交易之时当在24日晚上。[21]
25日，张宗昌将直隶北京政府的胶澳督办公署改为山东省直管的胶澳商埠局，并安排赵琪出任胶澳商埠局总办。
同日，张宗昌检阅渤海舰队所属各舰，随后巡视其他驻青军队。搞定军队后，张宗昌参加了青岛官方和商界的宴请。青岛总商会将宴请安排在日本大辰旅馆，花费5000多元。《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次日在报纸发表短评，谴责商会不愿捐款资助上海工人，却选择在日本酒店花天价献媚当局。[22]“一般商界，因为向来做的是日本生意，自惨案发生以后，高唱‘对英不对日’，不肯实行经济绝交等，久为工学两界所唾骂。《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更是责骂的〔得〕利〔厉〕害。所以商会会长隋石卿，久已有人风传其欲对胡信之施行暗杀（胡在报上为此事曾登启事多日）。这次张宗昌到青，商界欢迎极铺张，甚至一席每商家均摊洋三百多元，更是受胡信之严厉的斥责，因此就由商会正副会长在张宗昌前告发，说纱厂工潮是胡信之一人挑拨起来的！张氏于盛筵之下，又得了两方三十万元的报效，所以空前大屠杀就开始了。”[23]
自26日开始，已经动手镇压罢工工人的张宗昌自以为有了对日邀功的功绩，开始与日本方面密切接触。是日上午，崛内拜访张宗昌，双方谈及纱厂罢工及胶澳商埠改制问题。随后，两人共进午餐。晚上，张宗昌又出席日本商业会议所与居留民团联合主办的欢迎会。27日，张宗昌出席日本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长期在华的日本第二代对华谍报巨头）主持的欢迎会。在单独会见坂西时，张宗昌就说服日方多购青岛盐一事亲自与坂西进行交涉。28、29日，张宗昌先后会见日本记者团、日本在青纺织业团体。29日上午，张宗昌亲自拜访崛内。30日下午5点，张宗昌在温树德陪同下乘海圻舰前往烟台。
张宗昌在其反动本性驱使和日本方面及青岛商界亲日势力影响下，“严令戒严司令及警察厅取缔危险分子”。与第一次镇压有所不同的是，张宗昌此次采用斩草除根的策略，在严厉镇压纱厂工人的同时，对中共青岛地方组织领导人、工人运动骨干及坚决反对军阀统治的民主人士痛下杀手，以期从根本上动摇青岛反帝反封建力量。
胶澳商埠局关于改组胶澳商埠机构的函（1925年7月26日）
《胡信之紧要声明》(www.xing528.com)
张宗昌来到青岛，对日商纱厂罢工斗争产生直接影响。
对胶澳当局方面而言，“此时正值张宗昌在青。日领事即与厂主面张宗昌立派军警压迫工人上工。张即谨遵日人之命，派军警及保安队分头强迫工人上工”。[24]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也报告称：“同日，张宗昌来青岛，保安队取缔极为严厉。”[25]
对工人方面而言，当得知刽子手张宗昌到来后，中共青岛地方组织改变斗争策略，“工人鉴于上次之流血尚无结果，不必再作牺牲，故次日一律上工”。 为争取有利的罢工斗争环境，纱厂工人“就推出请愿团十五人，作了一面旗子，上书‘青岛纱厂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哪知到了青岛，军警宣布戒严，工人只得忍泪而回”。[26]
“在工人请愿没有结果的时候，正是张宗昌在青岛受日本领事和厂主及中国商家在欢迎席上定杀人大计的时候。日本资本家和领事自然捏造事实，拿‘赤化’、‘过激’、‘治安’等怂恿张宗昌。” [27]拒绝工人请愿的张宗昌对日本帝国主义却言听计从，立即部署镇压罢工。
7月25日，纱厂工会没有组织工人罢工或怠工，四方3家日商纱厂两班生产接近正常。对这两天工人斗争放缓，日本方面认定是由于工人“惧怕张宗昌，隐蔽起来，待张宗昌离开后再活动”。已摸清张宗昌底牌后，在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的部署下，日本厂主同日约见纱厂罢工工人代表，强硬拒绝了工人所提全部罢工条件。
7月26日是星期日，日本3家纱厂宣布停产休业。这一天，胶澳警察厅档案有以下记载：“窃于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二时余，面奉厅长手谕内开：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屡在该报倡言共产，煽动工潮，应即拿办。仰该管巡官吴惠元严密逮捕，限一日内拿获勿误。若任逃逸，即与该巡官是问，拿获，赏洋百元并升一级等因，奉此。巡官遵即彻夜四出侦查，严密逮捕。至上午九时余，在该报馆即将该胡信之查获。”也就是说，反对军阀镇压罢工的决定是在25日夜至26日凌晨最终确定的，执行的命令在凌晨2点余发出。早已知此消息的日本厂主以休业为名，图避免工人破坏以保护纱厂之实。
7月26日凌晨开始，张宗昌命令其第一军前敌督战执法副司令尹德山率领大批军警包围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破坏了中共四方支部，青岛各业工会等数百个团体悉遭封闭和取缔。与此同时，胶澳当局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坚决斗争的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26、27日两天，全市数十人被捕，近百人被通缉，600余人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被围在纱厂宿舍完全失去自由。沧口钟渊纱厂正在筹建工会组织的12名工人也被拘押。[28]被捕人员中，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支部干事丁菊畦、在青岛指导罢工的中共山东地委委员刘俊才、工运领袖王星五、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和编辑段子涵等，被通缉者达数百名之多。“青岛完全在恐怖世界中，警察保安队到处捕拿共产党，暗探有六百名之多，沿胶济路一直布到济南！”[29]四方全镇“完全断绝交通至两日之久，全镇均被搜查，凡工人家中多搜至四五遍，工人多受殴打，妇女亦多受侮辱，至于杂物损毁更不计其数”。[30]
胶澳警察厅关于逮捕胡信之的呈及指令（1925年8月2日）
青岛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胶济铁路总工会也被张宗昌亲自下令破坏。张宗昌手谕称：“胶济路总工会及后援会，并未呈经核准立案，应由该处长迅即会同青岛警察厅即日勒令取消。倘有违背行为及或有为首之人仍敢从中鼓动，扰及地方安宁秩序，由该处长等严行拿办，呈候核夺。”[31]
7月27日，崛内会见张宗昌，在谈及罢工问题时，对“此前镇压罢工的措置表示谢意”。张宗昌则“力陈中国赤化运动的危险”，称“当地纺织业罢工纯属外来者煽动，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取缔”。崛内别有用心地称，张宗昌来青岛后，“煽动者处于潜伏状态，企图待其出发后再起事，今后有赖于其予以严重取缔”。赵琪回应称：张宗昌来青岛后，“已严令戒严司令部及警察厅长取缔危险分子”，“其结果是警察厅已逮捕民报（国民党系，屡屡刊登关于罢工及排外运动的煽动性新闻）胡主笔，且封闭了该报社”。“同日，逮捕了四方铁路机厂企图恢复工会、强行索要沪案捐款的三名职工，交军法处处以极刑”[32]，向日本方面表达了坚决镇压罢工的态度。
日本青岛总领事馆关于会见张宗昌谈及罢工事宜的电报（1925年7月27日）
《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泣告书》（载《向导》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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