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纱厂工人坚决捍卫工会

1925年5月19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照会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罗列纱厂工会近期斗争情形后，逼迫胶澳当局“断乎敦行解散工会”，并对仍然坚持斗争的原工会骨干“处以严厉惩罚”，“充分保护四方各工厂之营业”。[5]

在知悉青岛纱厂工会派代表赴济南，要求山东省地方政府承认工会的消息后，5月21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致函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要求其帮助破坏工人代表请愿，并逼迫张宗昌指使胶澳当局封闭工会，遣返开除工会代表，以图“根本的解决”。

对破坏工会一事，胶澳当局虽与日方的目的完全一致，但在方式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考虑。日本方面在复工谈判期间逼迫胶澳当局承担破坏工会的责任，胶澳当局允诺照此办理，但在工会庆祝第一次同盟大罢工胜利大会上，曾有胶澳警察厅警察在大会上当着厅长陈韬的面振臂高呼“工会万岁！”的口号。胶澳当局采取两面应付的态度，主要是忌惮严厉破坏工会必然引起工人更为激烈的斗争，企图寻找更有利的时机再下手。陈韬多次以正在“讲究方法”“以图彻底的解决”等言辞应付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崛内强行解散工会、驱逐解职工会骨干的要求，并研究过将工会积极分子收用为警察、对其他工会劳动者发给路费返回家乡等解决办法。崛内认为陈韬身为军人出身，只会用“招抚土匪的旧套手段”，难以解决罢工问题。在看到复工后的工会更加活跃、更加有战斗力的现实情况后，日本方面对胶澳当局拖延撤销工会的做法更加不满，遂加大施压，逼其立即动手。

5月25日上午，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给警察厅厅长陈韬正式发出秘密训令，指示其镇压纱厂罢工，要求警察厅敕令所管警察署、队，将被开除但仍在四方坚持斗争的工会骨干“一律押送出境，禁止其逗留”；依据日本总领馆公函内容详细查明事实，解散工会，以防工潮再起；要求各署同时发出告谕，要求其他“纯良职工”遵守厂规，勿受他人蛊惑；对依然反抗工人予以“严厉取缔”或“驱逐出境”，如有“规外举动”，对发动者予以逮捕。[6]

胶澳商埠警察厅机动警力为其所属的警察保安队。该大队由两个大队警力组成，警员均配备三八式步枪等武器，是军事化管理的地方警察武装。胶澳当局维持地方治安主要依靠这支武装力量。

胶澳商埠警察保安队第二大队编制表

此前一天，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已经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将出兵四方摘掉工会牌子的消息。在李慰农的主持下，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下对策：工会文件全部收藏，停止办公1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命令，3厂同时停工，工人不出厂，不干活，直到牌子归还为止；如日本厂主以关厂歇业相要挟，工人即驱逐厂主，占据工厂相抗争。

25日下午3时，陈韬率保安队官兵300余人来到四方，首先要摘掉大康纱厂工会牌子。大康纱厂工人与之斗争一个半小时之久，终被其摘去工会牌子。随后，陈韬又率兵来到内外棉纱厂，逼迫工人让其摘掉工会牌子。双方僵持期间，大康纱厂工人全部停止作业，全力投入保卫工会斗争。到晚6点交接班时，大康、内外棉、隆兴3厂白班、夜班工人合而为一，近7000余人共同罢工，3厂全部停产。工人们将陈韬团团围住，要求他归还工会牌子。工人们说：你得了日本人5万块钱就来压迫我们，不要当日本人的走狗！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去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赶快把牌子还给我们！还工会牌就开工！陈韬在工人层层包围和斥责下，难以脱身。五六百名大康纱厂工人还于晚8点冲破厂门，以砖石攻击门卫室和职工系办公室，将数十个窗玻璃打碎，以示斗争决心。8点30分，日本驻青岛领事馆两名警察开车到达厂区，招呼日本警察及走狗企图威吓工人，遭到工人乱石击打。

当晚9点，面对工人的坚决斗争，陈韬被迫下令交还工会牌子，工会牌子被重新挂上，工人斗争再次获得胜利。晚10点，工会张贴布告，内容为“工友们：工会牌子给挂上了，你们开工吧。白班退厂，夜班照常做工。此布”，宣布复工。

青岛大康纱厂工会就工会牌子已经挂上可以复工的布告（1925年5月 25日，抄件）

陈韬交还工会牌子后，工会领袖李怀才与陈韬交涉复工事宜，陈韬遂要求日本厂主复业。对此，大康厂主大为恼火，以中国警察保护不力、工人破坏厂区为借口，宣称“绝对不可能复业”，遂决定关闭电源，停止生产。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闻悉后即自行停工，支援大康纱厂工人的斗争，于是爆发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

《青岛警厅长激起日纱厂工人二次罢工》（剪报）

与第一次同盟大罢工不同，此次工人同盟大罢工呈现出3个全新的斗争特点：一是愤怒的罢工工人占领了纱厂。纱厂工人团结一心，手拿木棒将日籍职工赶出工厂，并布设岗哨，阻止日籍职工入厂。二是工人家属直接参与斗争。大康纱厂、隆兴纱厂工人家属等数百人推倒关闭的工厂侧门闯入厂内，向日本职工及领事馆派驻书记生及警察投掷石块，日本警察拔刀威胁，还鸣枪射击予以威吓，打响了镇压青岛纱厂工人的第一枪。三是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开始破坏生产机器。

对25日的斗争经过，《晨报》有如下记载：“台东镇陈警厅长于二十五日午后，率保安队约三百名，驰赴大康工厂弹压，并召集该厂工人告诫，且命警撤去工会招牌。旋即驰赴内外纱厂作同一告诫。大康工人愤激异常，全体立即停工，并阻止日本工人入厂，占领工厂全部。工人家族数百名亦出而援助，破坏厂门，闯进厂内。至二十六日夜半，陈厅长始率警回厅，将另谋压制工人办法云。”[7]

26日，纱厂工人坚持罢工斗争，大康及内外棉纱厂继续停产。罢工工人携带棍棒，高举旗帜，组成队伍在厂区巡逻，还打通厂房隔墙作为出入口。内外棉工人只保留1个工厂入口，不允许日本人入内。隆兴纱厂工人25日以后自行运转部分机器，俨然开始管理企业生产。日本档案记载：“职工手持铁棒等行动，把持工厂主要场所，不让一名日本雇员入场，大日本纺、内外棉两厂停工，日清纺职工擅自运转，本国人不能从事任何事务，26日白班、夜班两班工人，留在工厂，高唱劳动歌，进行示威活动，毫无办法，工厂成为他们管理的态势。”[8]

面对工人的斗争，现场的胶澳警察厅保安队未敢动手镇压，束手无策的陈韬无奈让保安队后撤，以免发生冲突；人数不多的日本警察只能保护纱厂发电所、日人宿舍等，也无力镇压罢工工人。

事态发展至此，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厂主更加惶恐，只得一面寻求国内派兵支援；一面向胶澳当局及北京政府加大施压力度，逼迫其武力镇压罢工工人。为防止工人破坏机器带来更大的损失，日本厂主还假意与工会代表商谈复工事宜，实施缓兵之计。

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关于请求保护青岛工厂的信（1925年5月27日）

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和日本青岛商业会议所请求日本外务省镇压青岛纱厂罢工的电报（1925年5月26、27日）(www.xing528.com)

同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在发往外务省的电报中惊呼此次工人罢工已经呈现所谓“暴动化”[9]态势，请求日本政府派遣一艘军舰和200名陆战队员增援。

同日下午，崛内前往胶澳督办公署，面见主持胶澳督办公署事务的坐办高恩洪（督办温树德实际不掌理市政且几乎不来公署办公）。在叙述纱厂工人罢工及警方镇压情况后，崛内指责“职工暴状及职工警官镇压不利”，要求采取措施予以“严重取缔”[10]，并提出所谓的“善后策”。随后，双方商定事项有三：一是督办公署向四方派遣更多的保安队及戒严军队官兵，一旦兵员配备足够，将占领工厂的工人全部逐出厂外；二是将已解雇的10名工会骨干逐出胶澳商埠；三是必须解散各工会。[11]交涉期间，崛内以纱厂工人已由罢工转为暴动为由，言明各厂在日本职工退厂后已进入暂时休业状态，声称在中方保护工厂和取缔“暴行者”不力的场合，日方将采取“另外的手段保护本国人生命财产”[12]，即赤裸裸地以直接使用武力威胁胶澳当局，逼迫其动手武力镇压纱厂工人。面对咄咄逼人的施压，高恩洪表示将“竭尽责任维持秩序”，以中国军警的实力“完全实行上述三项之处置”。随后，陈韬拜访崛内，承诺最迟3日内驱逐已解雇的工会领袖及解散工会。

日本青岛总领事馆关于与青岛地方当局达成镇压工人罢工协议的电报（1925年5月26日）

27日晨，胶澳督办公署派主任秘书蒋桓及外交科东方股股长牟均德率保安队及军队前往四方，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劝谕工人退出工厂。但是，工人不为所动，要求日本厂主必须承诺支付罢工期间工资等要求。蒋、牟又劝说日商纱厂复业，但遭到日本厂主“断然拒绝”。下午3点，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所派人员两手空空而返。在与温树德、高恩洪长时间研究后，牟均德拜访崛内，称当下罢工工人情绪激动，希望稍后几日，待工人情绪稳定后再设法劝其退出工厂。崛内对此不予接受，并强硬表示不能容忍工人占领工厂的事态无限期拖延下去。

同日，日本内外棉会社致电外务省，称青岛工厂“人命财产”受到威胁，再次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取缔措施，予以“援助与保护”。[13]日本外务省致电驻华公使芳泽及驻青岛、上海等地总领事馆，指示其立即与北京政府外交部及地方政府交涉，警告其采取措施“严重取缔暴动”。

同日，日本外务省致电驻青岛总领事馆，通知日本政府决定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赶赴青岛，还将从佐世保派遣1艘龙田级军舰，准备搭载海军陆战队前往青岛；指示其警告胶澳当局，日本将以中国镇压罢工不力为由在即将召开的中国关税会议发难，对胶澳当局进一步施压；警告“为保护本国人生命财产，我方将采取适当的措置”，出现这种结果，“其责任全部在中国方面”。

日本海军省军务局关于派遣军舰及陆战队前往青岛的通报（1927年5月27日）

日本外务省就派遣军舰镇压青岛纱厂罢工及向胶澳当局施压办法给崛内的电报（1925年5月27日）

同日，北京方面，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拜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称“务请从速设法弹压……倘该处贵国军警力不足以弹压，则为自卫计，或须派驱逐舰来青，确保日侨，亦未可知”， 随后面交备忘录。

日本驻华公使馆就镇压青岛纱厂罢工事致北京政府的备忘录（1925年5月27日）

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与日本驻华公使谈话记录（1925年5月27日）

日本驻华公使馆就向北京政府施压情况给外务省的电报（1925年5月27日）

日本奉天总领事馆就向张作霖施压镇压青岛纱厂罢工事致外务省的电报（1925年5月28日）

备忘录称“目前青岛之风潮极为严重，务请即日电训地方当局竭力弹压”，要求北京政府“为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急速适切考虑配备充实保安队及戒严军队。必要时，快速向现场派遣山东督办麾下之相当部队，采取适切有效的措施”，公然逼迫北京政府武力镇压青岛纱厂罢工。沈瑞麟允诺立即致电胶澳督办及山东军务督办，“采取适切的措置”。

同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船津拜会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杨宇霆，表达上述要求。张作霖表示将命令张宗昌采取镇压行动。

随后，北京政府某要人就日本派军舰前往青岛一事在接受日本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发表如下谈话：“青岛工潮愈趋愈烈，日政府鉴于形势重大，遂特派军舰赴该地保护日侨，此举闻出于青岛总领事堀内氏之请求，其确否虽无由知，然日政府不俟中国自行取缔，而擅开此干涉恶例，则不得不为日政府惜，更不得不为中日亲善之前途悲也。青岛工潮，诚如日使所言，逾越劳动争议范围，而有趋于暴动化之势。但日使既向外交当局要求加以适当处置，则自应俟中国办理如何，然后再做区处。乃竟于决定派舰干涉后，始行警告外交当局，是亦欺中国太堪，碍难仅认为一种自卫手段。而口头上之中日亲善，至此实已暴露无余，吾深为日政府惜也。”[14]此举看似在抨击日本派军舰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实为替张宗昌屠杀青岛罢工工人提供舆论掩护，试图以防止外人干涉为名转移国人的视线，以掩饰和淡化张宗昌屠杀工人的罪责。

同日，日本驻济南总领事直接与张宗昌交涉，要求张宗昌立即落实北京及沈阳方面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