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日本方面追求持久战误算

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发生后，日本当局对罢工的性质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青岛工人运动深受共产党影响，绝非单纯经济问题。这一点除已在日本厂主搜查工人宿舍发现的共产主义宣传材料中得到体现外，日本方面还发现在大康纱厂罢工工人散发的传单中有“打倒帝国主义资本家”等口号，且大康纱厂工会章程与铁路工会章程思想基本一致，据此推定“此次罢工是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发生的，且与铁路工会有密切关系”。[31]这一结论还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来的上海工人22日来青岛支援纱厂罢工的情报中得到印证。二是青岛工人罢工有“暴动化”的态势，必须严厉镇压。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雇用华人于22日在各纱厂附近散布反对罢工的传单，遭到罢工工人的强力制止；罢工工人甚至将乘车观察罢工情况的4名日人押到工会所在地的职工宿舍，直到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出面干涉，工会才将其驱逐出去。[32]日本当局借此攻击工会具有所谓的“暴动化”趋势，逼迫青岛当局镇压罢工。

日本《时事新报》（1925年4月27日）登载的《潜入青岛的共产党魔手》（剪报）

日本报纸（1925年4月26日）登载的《担心暴动化、日清纺织闭厂》消息（剪报）

为彻底镇压罢工，铲除工人运动的根基，日本方面采取了4个基本立场：一是经济上可以适当让步，但拒不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即采取其所谓的“适宜妥协方针”[33]；二是逼迫胶澳当局出面解决大罢工问题，借中国反动军阀之手压迫工人早日复工；三是采取各厂统一应对罢工的策略，以所谓的“持久战”拖延谈判时间，拖垮生活无着的罢工工人，占据谈判的主动权；四是采取组建黄色工会、利诱工人复工等破坏伎俩，扰乱和动摇工人斗争。

日本政府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北京政府严厉镇压罢工。4月25日，日本驻京公使馆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迅速饬令当地官宪，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镇压罢工风潮”。29日，北京《晨报》登载了日本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求：“（一）先求中国保安当局发动制止；（二）由济南派警赴青；（三）将青岛总领事权限再行扩大。”[34]是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照会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大意为：“现青岛罢工日益蔓延，加入罢工团体之人数达一万有奇，中国政府须加以注意，设法加以阻止。”[35]北京政府慑于压力，满口答应芳泽的要求，立即命令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设法平息工潮。但是，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张宗昌刚刚接任鲁督，此时地方当局正忙于争夺地盘，无力顾及镇压罢工，只能以拖待变，以免激起更大的事态。

日本政府将青岛纱厂罢工的现场处置权交由驻青总领事馆。4月22日，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会见青岛戒严司令王翰章、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逼迫其“严厉取缔”罢工。同日上午，陈韬、隋石卿等曾前往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拜见崛内，听取日本厂主对工人罢工条件的回应，并协商善后办法。崛内以担心罢工波及其他纱厂为由，威胁将增派日本警察进行戒备，并逼迫青岛当局增派保安队前往罢工现场弹压工人。4月23日，崛内拜访胶济铁路管理局周副局长，逼迫其训令四方机厂厂长严厉制止该厂工会援助罢工工人。同日，崛内还逼迫戒严司令部检查青岛与上海之间的往来电报，以断绝青岛工人与上海方面的联系。4月26日，胶澳当局按照日方要求，在四方三大日商纱厂部署了4个中队保安队和2个中队陆军兵力，并派遣大队长和营长现场坐镇指挥，强迫四方三大纱厂罢工工人取消了原定于同日上午10点召开的联合大会。

在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统一操控下，日本厂主对复工谈判统一持强硬对策：一是罢工工人无条件复工；二是坚持工人要求解决的经济待遇问题系企业内部事宜，概由厂方自主决定，以体现“公司方面自发性的优待”的非官方和非连带性质。其真实意图是避免处置青岛纱厂罢工对上海等地产生一连串影响。日本方面指示日本厂主对处置罢工“持续采取冷静的态度，以待罢工者疲惫时再做适宜的妥协”的方针[36]，用所谓的“持久战”战术故意拖延谈判时间，目的是通过加剧罢工工人生活困难，瓦解工人斗志，破坏工会团结，最终破坏罢工。4月30日，日本外务省致电驻青总领事馆，强调“持久策”不是简单地以拖待变，而是鉴于上海方面的教训，难保职工不发生破坏企业的情况，应“仿效上海的事例，采取向支那官宪在事前检举主谋者等适当的措置”。[37]

在企图通过谈判平息纱厂工人罢工的同时，日本方面还采取4项破坏罢工的具体措施：一是收买少数工贼，组织反罢工集团（如工人自治会），以每月增加2元工资为诱饵，拉拢落后工人加入，以分裂工人队伍，动摇罢工工人斗志。二是利诱工人复工。日本厂主玩弄收买利诱的诡计，“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议定凡在罢工期间内照常上工者每日加给工资六成，在风潮开始后上工者加赏八成，风潮将息先上工者永久增加工资四成”。但是，工人阶级“坚固团结”，不受“利诱”，“对于此项悬赏并不介意”。[38]“日纱厂主悬赏通告上工，工人均置之不理。”[39]日本厂主的阴谋又告失败。三是以武力震慑纱厂工人。日本驻青总领事馆警察全部出动，日商纱厂职员皆佩带凶器，以恫吓罢工工人。四是集中“检举”罢工组织者和工人领袖，刻意打击罢工工人的核心力量，以达瓦解罢工队伍之目的。

《东方通信》（1925年4月30日）刊载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四方纱厂工会5月1日大游行所提口号的消息

5月1日，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工会和四方纺织罢工团体计划举行大规模游行。4月30日《东方通信》刊载工会分发的游行宣传品主张，包括“承认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承认工人的言论出版自由权”、“承认工人的同盟罢工自由权”、“承认国民会议中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9项要求。[40]对此，日本方面大为惊恐。4月30日夜和5月1日上午，崛内分别拜会青岛戒严司令王翰章和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就破坏工人游行提出要求：（1）逮捕外来之煽动者；（2）工人宿舍内有工人以外之人物，应加以整顿；（3）取缔本日之劳动节运动。“此三项要求，均经中国政府承认。”[41](www.xing528.com)

在日本方面的逼迫下，胶澳当局不仅严令取消五一大游行，还按照日本方面的旨意，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罢工举措。

《东方通信》（1925年5月1日）刊载的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与胶澳当局交涉镇压工人罢工措施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之际，山东政界正处于动荡之中。4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张宗昌接任山东督军，原山东督军、直系将领郑士琦调任安徽督军。5月7日，张宗昌就职任事。[42]

由于山东地方政局变动，反动军阀无暇大举镇压工人运动。胶澳当局虽在镇压罢工问题上与日本当局有着同样的意愿，但忌惮国人压力，未敢悍然使用武力强行镇压，只得一方面发布布告并派兵弹压，威胁罢工工人不得有破坏市面秩序的行为；一方面与青岛总商会出面居间调停，诱骗工人复工；同时劝说日本厂主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以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

5月1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回复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电询时，称“查四方工厂罢工风潮系由大康纱厂工人发生，而内外、隆兴两纱厂继之，铃木丝厂工人均已给资遣散，不成问题。至胶路工厂同在四方，难保无暗中勾结情事，惟迄今未曾实现，无从悬揣”[43]，并表明坚持由总商会出面调停、不激化事态的处置对策。

5月2日，胶澳警察厅长陈韬拜会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除要求日本方面继续“侦查、检举外来煽动者及当地发动者”外，对日方逼迫其“整理”职工宿舍一事提出条件——警察厅虽以无条件复工劝谕罢工工人，但希望日本厂主在复业后“自发地”提高职工待遇，当然具体办法须预先与日本驻青总领事馆商定。5月3日，胶澳警察厅及青岛戒严司令部应日本当局要求共同派兵“清理”四方各纱厂职工宿舍，并增派警察严密监视宿舍。

这期间恰逢几个对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涉日纪念日，除五一纪念日外，青岛大学学生原定5月4日上街发表演说，并散发五四运动的由来及“二十一条”的传单，5日还将与青岛中学联合召开罢工后援演说会。5月7日系中国国耻日。日本当局极为恐慌，逼迫胶澳当局严加防范，避免罢工工人借机扩大事态。胶澳当局对上述日期的活动一律强行取缔。在胶澳当局镇压下，这段时间青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

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就青岛纱厂罢工致外交部的电（192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