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纱厂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期间，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商青岛纱厂厂主大为恐慌，担心罢工波及青岛纱厂。2月18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组织日商纱厂厂主召开会议，经密谋，提出共同对付工人罢工的《决议事项》和《希望条件》[3]，针对纱厂工人可能的反抗斗争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决议事项》是日本厂主就预防和应对工人罢工达成的一致意见，包括5项内容：
青岛日商纱厂厂主就预防工人罢工作出的《决议事项》和《希望条件》（1925年2月18日）
1.停止依据新规采用职工；必须采用时，要进行身份调查，不得使用未满15岁者。
2.解雇现录用的职工，暂不实行，日本人应注意对中国人的言行。
3.严格监视中国人宿舍出入人员。
4.事件发生不能隐瞒，尽快告知各纺织厂。
5.举动怪异者，应报告领事馆警察署，同时告知各纺织工厂。
《希望条件》是日本厂主要求日本政府为预防工人罢工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
1.由领事馆与中国当局交涉，船舶出入之际，对不良分子严重警戒。
3.由领事馆与济南及上海领事馆交涉，采取措施尽快通报不良分子进入。
4.与中国当局交涉，发布严厉惩处发动事件首要分子的布告。
随后，在日本驻青总领事馆统一协调下，青岛日商纱厂采取加强工人宿舍管理、工人进出厂严密搜身、收买工贼监视工人活动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对纱厂工人的管控。
与此同时，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加快组建日商纱厂工会。1925年4月初，日本青岛大康纱厂的工人在工会骨干司明章、苏美一等领导下开始秘密组织工会，至罢工前加入工会的工人达到2000余人。
日本方面对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发展情况最初并不了解，一直认为青岛地区的四方机厂及纱厂工人运动是以京汉铁路为中心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发动的，“3月以来，京汉铁道代表王复元来到青岛山东罢工”，具体由所谓“铁路学校王美尽〔王尽美〕、孙秀峰（国民党员）”或“四方小学孙秀峰、李春荣”策动组织纱厂工会，其依据是大康纱厂工会的规则章程与京汉铁路是一致的。[4]
新发现的史料表明，中共青岛地方组织通过“义德会”“国语研究会”等途径，将胶济铁路四方工厂与大康纱厂工人联系在一起，开展工人运动。大康纱厂工人积极分子于4月11日开会成立工会，12日选举工会成员，议决等待时机向日本厂主提出工会要求。[5]
大康纱厂工会的组织体系较为完备[6]，工会核心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代表团和侦探调查组，各代表团下设纠察队和宣传队。日商青岛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的工会组织也大致相同。
在此期间，日本方面对中共青岛地方组织领导纱厂工人建立工会一事有所警觉。4月8日，日本《东方通信》刊载：日本已风闻来自上海的4名共产党员正在青岛各工厂发动罢工，“各工厂均进入警戒状态”[7]，加大了对纱厂职工宿舍的监管。4月13日[8]或4月15日[9]，大康纱厂日籍人员及工贼趁工人上班之机，突击搜查职工宿舍，搜出《工人周刊》《劳动青年周报》《中国青年》《山东工人》《向导》和宣传3月18日纪念节[10]与共产党成立由来等内容的传单、《胶济铁路工会章程》等，且掌握了日商青岛工人“在四方机厂关系学校校长及教员指导下计划设立工会”[11]的确凿情况。(www.xing528.com)
日本厂主从大康纱厂工人宿舍查获进步刊物的内容概要（日文译件）
日本厂主从大康纱厂工人宿舍查获进步刊物的内容概要（日文译件）（续）
日本厂主从大康纱厂工人宿舍查获进步刊物的内容概要（日文译件）（续）
由于“关于组织工会的文书及加入工会的名册等，为日本资本家发见”，且日本方面“就把工会一切文件和会员姓名统统拿去了”，日本方面完全掌握了大康纱厂工会的构成情况，并判明工会的领导体系为：
总书记：李春荣
书记：刘兴信、刘中甫、葛梅卿、焦庆云
干事员：张鹤轩、司铭章
总顾问：滕文煖、韩金龙
此外，日本方面还发现孟繁兴也系工会组织者。
大康纱厂工会得以率先建立并具有令反动派惶恐的战斗力，是因为其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向中央报告青岛工运情况时写道：“大康有工人五千多，分属四百多个小头目。现在加入秘密小组的计有三百多个。这三百多个就可以率领三千多个人。”但是，“此事已为厂中查悉，叫我们一个同志盘问，不但很和平，并且次日对大把头宣布：此后发工资，无论零整，都一律给大洋（从前不足一元之数均发给日本小洋）。这就足以表现他们的惶恐了”，“所以我们拟乘此机会成立起来。如果大康起来，内外、钟渊就马上跟着起来了”。[12]
日本方面掌握的青岛大康纱厂工会组织体系概况
日本方面查获的青岛大康厂纱厂工会会议记录和人员名单（日文抄件）
《青岛大康纱厂工会章程》（1925年4月16日，日文译件）
正如邓恩铭所报告的那样：日本对大康纱厂工会的基础组织非常惧怕。“此事已为厂中查悉，叫我们一个同志盘问”，指的是日本厂主从职工宿舍中搜出工人签字画押的“十人组”公约。公约载有“我们十个人是甚知的朋友。从此以后愿意结成极坚固之团体”或“我们是甚知的朋友，从今以后咱们可结成一个甚坚固的团体”[13]等文字。日本方面搜到的工会章程中恰好规定工会小组由3～10人组成。日本方面判定，“十人组”与组建工会有关。工人的目的是建立工会，而建立工会首先要建立交友性质的团体，使之成为工会的细胞，以便由所谓“首谋者”统而辖之，使工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更令日本方面恐惧的是，其查获的进步书籍内容涉及下述政治口号：（1）无产阶级及农工会的同盟联合；（2）打倒军阀；（3）打倒外国资本家；（4）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力。日本方面认定：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青岛纱厂工人斗争的“思想根底是共产主义”。[14]
掌握纱厂工人建立工会的确切情况后，日本方面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企图将工会扼杀于萌芽之中，以避免上海纱厂罢工事件在青岛重演。其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扣押工会骨干。
纱厂工会发现日本厂主查抄文件后，派司铭章、苏美一、张致中3人为代表与厂方交涉，并乘势提出《大康纱厂工会章程》，要求日本厂主承认工会。日本方面立即勾结胶澳当局拘留了3名工人代表，企图逼迫工会代表吐露工会内部情况，遭到严词拒绝。工会为营救工人代表，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虽“过了三天才释放”被拘留代表，但日本厂主立即发布布告，蛮横宣布开除3名工人代表，企图杀一儆百，威吓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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