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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反帝反封建斗争成效显著

时间:2023-10-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转折的实现,是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坚持教育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的结果;也是青岛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结果。1923年后,青岛党组织得到发展,并成立中共青岛地方组织,隶属中央,由中央委托济南党组织领导。郭恒祥等多次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反帝反封建斗争成效显著

1925年,青岛爆发日商纱厂工人3次同盟大罢工,是青岛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掀起了青岛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场斗争的爆发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岛工人阶级已由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一转折的实现,是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坚持教育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开展斗争的结果;也是青岛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结果。

1923年1月前后,中共党员王象午、王复元因职业关系相继到青岛。王象午在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任职员;王复元先在胶济铁路局工作,2月被派往第四机务段(张店)工作。同年[30],邓恩铭受济南党组织派遣来青岛筹建党团组织。来青后,邓恩铭到《胶澳日报》任副刊编辑,利用职务之便组建党团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斗争。

1923年后,青岛党组织得到发展,并成立中共青岛地方组织,隶属中央,由中央委托济南党组织领导。在青岛日商纱厂同盟大罢工前夕,1925年2日,中共青岛支部成立,邓恩铭任书记,王象午负责组织,延伯真负责宣传。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说,青岛已有正式党员13人、候补党员11人。

邓恩铭

中共青岛支部旧址(青岛海岸路18号)

邓恩铭撰写的《灾民的我见》(载《灾民号》第11期)

邓恩铭来到青岛后居住于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该校校长王在密(即王静一,右上图)是邓恩铭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师。

邓恩铭关于青岛工运情况及成立地方党组织事致邓中夏的信(1925年4月1日)

邓恩铭在青岛建立团组织工作发展很快。1923年10月21日,邓恩铭给团中央书记刘仁静写信说:“此间已得同志十余人,想在最近期内把地方组织成立。”11月18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课成立,邓恩铭任书记,支部下辖3个小组。1924年10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孙秀峰任书记,有团员20人,设4个支部。此后,团青岛地委在四方机厂、内外棉纱厂、职业学校等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1924年12月,团员数已达33人,发展为5个团支部

邓恩铭关于青岛团支部成立事致刘仁静的信及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1923年11月19日)

青岛地方团员调查表(1925年1月17日)

中共青岛党团组织高度重视产业工人工作。邓恩铭来到青岛后不久,即与王尽美共同做四方机厂工人工作。他在1923年10月18日给邓中夏的信中说:“尽美来青,共同努力接洽之结果,铁路机厂和港工已有组织,其成绩出乎意外。尽美已有信报告中局,兹不赘。”[31]邓恩铭所称的“其成绩出乎意外”,是指改造四方机厂圣诞会得到工人的理解和支持。

四方机厂是青岛当时最大的机械工厂,有1520名产业工人。[32]由于长期遭受德、日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压迫,该厂一批进步工人自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利益。1923年1月,郭恒祥等四方机厂工人自发建立圣诞会,有数百名技工参加,郭恒祥被推选为会长。圣诞会的宗旨是:“崇敬祖师,互敬互助,提高工人人格,辅助路务进行。”圣诞会虽是仿照民间行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但有鲜明的斗争意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1923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派王荷波(化名满玉钢)来到青岛,以全国铁路总工会“五路联合会”名义与郭恒祥取得联系,对圣诞会领导人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王荷波的指导和倡议下,圣诞会加入“五路联合会”,并改为徒工、技工兼收,会员由数百人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还制定和印发《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兴办工人图书室和工人夜校

郭恒祥等多次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例如:1923年8月,胶济铁路管理局以四方机厂丢失一块围裙为借口,派路警对四方机厂工人进行搜查,诬陷4名工人为“嫌疑犯”,以证据不足被法庭开释后,路局以“破坏厂规”为名将4人开除。圣诞会代表工人与路局交涉,要求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遭到拒绝。圣诞会决定全厂罢工,前往路局请愿。23日下午,郭恒祥等率领1200余名工人冲出厂门,包围路局办公大楼,坚持斗争到深夜,逼迫路局恢复4人的工作。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圣诞会的影响力,更多的工人纷纷要求加入圣诞会。

邓恩铭来青岛后,1923年10月通过在张店开展工人运动的王复元介绍,与郭恒祥建立了联系,并被聘为圣诞会秘书。在王荷波、邓恩铭、王尽美等人帮助教育下,郭恒祥等圣诞会领导人的觉悟不断提高,更加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圣诞会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

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郭恒祥作为胶济铁路工人代表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回青岛后,郭恒祥斗争意志更坚定,不仅进一步改进圣诞会,还分别在张店车站铁路工人和青岛码头工人中成立了分会;到青岛水道局、电灯公司和纱厂工人中开展工作,筹建分会。3月,邓恩铭在致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四方会长郭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会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增百倍。”“总而言之,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高度赞扬说:“‘二七’失败,已隔一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的,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路工会,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大受打击之后,居然能起来组织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不能不算是难能可贵。”[33]

胶济铁路当局千方百计破坏圣诞会。1924年3月19日,路警阻挠圣诞会开展圣诞日唱戏活动,几乎酿成冲突。3月21日,路局贴出告示,恶意中伤圣诞会和郭恒祥等人,宣布将郭恒祥、张吉祥、郭学濂、耿华山4名圣诞会领导人开除。面对工人要求强烈反击的呼声,王尽美和邓恩铭等研究后认为,圣诞会是青岛最得力的工会,有举足轻重之势,万一遭摧残,将会给整个青岛工运带来不利影响,决定暂时退让。郭恒祥等深明大义,暂作隐忍,转向秘密活动,在厂外开设“会仙居”小饭馆,作为党的秘密活动点,继续领导圣诞会工作。1924年8月,江浙战争爆发。9月8日,胶济铁路管理局以局势紧张、防止“过激派”鼓动风潮为借口,强行下令取缔圣诞会。同年10月,邓恩铭召集四方机厂30余名工人活动分子在“三义学校”开会,发动工人秘密参加工会。数月内,入会人员达到800余名,占全厂工人的60%以上,为青岛产业工人斗争保留了火种。

介绍圣诞会徽章的《青岛日报》剪报

郭恒祥

《四方工潮可望平息》(载《中国青岛报》1949年4月10日)

邓恩铭关于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致团中央书记刘仁静的信(1924年3月24日)

受圣诞会影响,青岛其他各业工人纷纷联合起来公开反对资本家压迫。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1924年9月相继爆发的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和钟渊纱厂工人大罢工、1924年12月爆发的胶澳商埠电话局司机生罢工斗争、1925年爆发的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4年9月初,由于胶澳当局强行增加车捐和硬性规定更换车轮,上千名人力货车工人联合起来举行大罢工。当时市内商业运输主要靠人力货车,罢工使市内货物运输陷于瘫痪,胶澳当局和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胶澳当局最终被迫取消新规,工人罢工获得胜利后复工。

同月,青岛钟渊纱厂全厂工人因日本厂主背信弃义降低工资而举行罢工,并提出增加工资、保护童工等9项条件。日本厂主虽态度强硬,但工人团结一致,毫不退缩,罢工持续10余天后,日本厂主不得不妥协,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

青岛回归前,电话局司机生月工资在30元左右。到1924年下半年,司机生工资最低的每月只剩7元,生活艰辛。1924年底,青岛党组织指示党员赵鲁玉领导电话局司机生开展罢工,赵鲁玉发动司机生联名写信要求局方按照规定加薪并发放奖金,并于12月28日下午全体离岗交涉,导致全市电话中断,逼迫局长签字承认工人所提要求。新局长到任后企图推翻前任的承诺,司机生便举行第二次罢工,逼迫新局长履行责任。罢工胜利后,赵鲁玉根据党的指示于1925年1月8日发起成立女子进德会,成为青岛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女工工会。

1925年,在中共青岛支部的领导下,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新局面。党领导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成为青岛纱厂3次同盟大罢工斗争的先声。

胶济铁路总工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胶济铁路总工会的影响下,1925年3—4月,内外棉纱厂、隆兴厂、钟渊纱厂、富士纱厂、啤酒厂、祥泰木厂、铃木丝厂及水道局等工厂企业工人纷纷成立工会。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主,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并派党员孙秀峰、李春荣等人参与指导。青岛工人运动开始出现团结斗争的新局面。

青岛地方党组织在积极发动群众的同时,贯彻党的指示,开展国共合作,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共青岛地方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邓恩铭、王象午和10余名团员先后加入了国民党,邓恩铭、延伯真、孙秀峰等努力帮助青岛国民党进行改组,邓恩铭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青岛市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工作,初步形成了左派力量在青岛国民党组织中的有利地位。此后,青岛共产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协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在教育、工商、政界以及市民中发展党员百余名,并建立了7个区分部。同年11月,国民党青岛市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恩铭等当选为执委委员,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青岛的形成。

经过国共两党青岛地方组织的共同努力,从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上半年,青岛组织了几十个进步团体,包括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机厂工会、纱厂工会、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女权运动大同盟、妇女运动委员会、女子进德会、新学生社、少年学会、国民会议促成会、各界联合会、外交促进会、新闻记者联谊会等,有上万人参加了各种团体。

王尽美

1925年1月初,中共山东地方组织负责人王尽美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身份来到青岛,在国共两党青岛地方组织协助下,广泛开展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王尽美在李村路神州大药房内设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11日,王尽美在《大青岛报》上登载启事,与各界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协商共事。经青岛国共两党共同努力,胶澳教职员联合会、新学生社、女界联合会、少年学会、女权运动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7个团体联合发表了《致青岛各公团函》,倡议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1月17日,国共两党合作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事务所内举行会议,到会的有37个团体300余人,宣布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会后,王尽美先后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和青岛大学召开会议,宣讲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号召全市各界联合起来,推翻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昌盛的新中国。青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是青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真诚合作的第一次成功实践,形成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洪流。

《中国青岛报》(1925年1月11日)登载的《王尽美启事》

到1925年4月,青岛工人思想更加觉醒,工会组织深得工人拥护。4月1日,邓恩铭在《关于青岛工运情况及成立地方党组织事致邓中夏信》中称:“‘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我们现在以胶铁总分会为大本营(完全受我们支配),向外发展。如果纱,油,码头,电(电话局已有组织),水道能组织起来,青岛真是工人的了。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34]这不仅反映了3次同盟大罢工前青岛工人日益觉醒的新面貌,也为青岛地方党组织在未来的斗争中带领青岛广大工人阶级掀起斗争新高潮创造了条件。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将青岛地区列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地区。在《议决案》指导下,青岛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同盟罢工新局面。(www.xing528.com)

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22日)

[1]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11100886600,《在华纺织业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原文有误,钟渊、宝来、富士工厂位于青岛沧口。

[3]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田原天南:《胶州湾》,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1914年版,第440页。

[5]日本青岛守备军:《青岛守备军第五统计年报(1919年)》,第34页。

[6]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2130110400,《北支地方/青岛》,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7]《向导》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

[8]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版,第122页。

[9]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2130110400,《北支地方/青岛》,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0]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8090330200,《罢工关系系调查类/分割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1]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12081556300,《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2]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版,第127 页。

[13]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工运史料(1921—1927年)》,1985年版,第106—107页。

[14]《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页。

[15]トラホーム:砂眼。

[16]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工运史料(1921—1927年)》,1985年版,第106页。

[17]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中共青岛党史讲座》,青岛:青岛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18]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版,第126页。

[19]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12081556300,《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0]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12081556300,《在华内外人经营工厂劳动者待遇关系杂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1]《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22]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工运史料(1921—1927年)》,1985年版,第107页。

[23]中文译文参阅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工运史料(1921—1927年)》第108—119页。

[24]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档案馆:《青岛工运史料(1921—1927年)》,1985年版,第13—14页。

[25]青岛市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志·财政税务审计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6]《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36、64页。

[27]《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36、64页。

[28]《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36、64页。

[29]《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5、36、64页。

[30]邓恩铭来青岛时间有多种说法:一种为1923年4月说。《中共青岛地方史》第1卷第5页记载:“同年(指1923年——引者注)4月,邓恩铭受济南党组织派遣,到青岛筹建党团组织。”一种为1923年8月说。《中共济南地方史》第1卷第65页记载:“1923年8月,济南党员邓恩铭赴青岛。”

[31]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1集1922—1925年),1994年编,第25页。

[32]中共青岛党史研究室:《中共青岛地方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另有2500人之说,参见中共青岛党史办、青岛工运史办编《青岛党史资料》第2辑,1985年版,第28页。

[3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6页。

[34]《邓恩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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