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工人阶级形成于德、日帝国主义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这些工人集中于青岛近郊台东、四方、沧口等地，且大部分是来自即墨、胶县、日照等相邻地区的贫穷家庭，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使青岛工人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工人队伍更富有斗争的坚决性、彻底性。
青岛日本工厂特别是纱厂的中国工人直接遭受日本厂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遭受日籍管理人员的欺凌，生活悲惨，人格受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日本厂主以求自身和民族的解放成为青岛工人阶级坚定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直接动因。
青岛日商纱厂对工人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方式为：
第一，实行两班制劳动时间。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欧美国家企业工作时间大多为8～9小时。但是，青岛六大日商纱厂全部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时间为12小时，白班为早6点至晚6点，晚班为晚6点至次日早6点，其中劳动时长11小时、11小时15分钟的各有3家。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不但每日劳动时间长，休息日也不多，每月劳动天数26天、27天的各有3家，其结果就是工人劳动时间过长，严重伤害工人身体健康。
即使如此，日本厂主还要挖空心思地采取多种办法，逼迫工人多为其卖命。日商钟渊纱厂采取“净勤赏”制度，规定每月全勤者多发3天的工资，但请假1天扣除两天工资，请假多于两天就没有“净勤赏”了；休息天数多了，就要被开除。宝来纱厂实施的是“精勤赏与”制度，月全勤者给予0.6～1元奖励，半年全勤者普通工人奖励0.5～3元、职员奖励3～10元，以奖金诱使工人少请假、少休息。[9]
第二，最大限度压低工人工资。
据日本官方调查，日本本土纺织工人平均日工资为1.28日金，而中国纺织工人为0.4～0.5银圆，按照10元日金兑换7.5银圆的比价计算，中国工人工资仅为其本土工人的41.6%～52%。[10]但是，日本本土工人还享有每天0.28日金的伙食补助，青岛纺织工人需要自己承担伙食费。即使按照日本高估中国工人工资的统计数据，两国工人工资收入实际上也达3倍之差。
与日本官方调查数据不同，青岛日商纱厂老工人回忆：纱厂普通工人每天只挣0.25元，女工一般每天挣0.2元左右，童工每天只有0.1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日本官方统计的工资水平是掺了水分的。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劳动时间概览表（1925年3月）
即便如此，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也不是能够轻易拿到全额工资。日本厂主多采用“押薪制”，在工人发薪时扣留20%由厂方保管，3年或5年后再发给工人。在限期内，如工人“犯规”被开除或自行离职，这笔钱就被厂方没收。有的日本厂主还规定强制实行储蓄制度，逼迫工人按工资比例强制储蓄，如规定月收入4～6元者强制储蓄0.2～0.4元，10元以上者储蓄0.5～1元，虽按年支付所谓“利息”，但实际上直接侵犯工人收益的自行支配权。
从工人收支情况分析，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用收入养家糊口勉为其难。据日本官方调查，日商纱厂上等工人需月支出伙食费6～8元，普通工人需月支出伙食费4～6元；衣服费用平均每月每人需支出1.68元；宿舍费用需每月每人支付0.4～0.6元。上等工人需月支出11.5元，普通工人需月支出8.5元。即使按照日本官方统计的工人工资日均0.45元计算，月工作27天的工人每月工资仅为12.15元左右，扣除强制储蓄0.5元，一般工人的收入在支出自己消费后仅有3.15元可以用于养家。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0.25元可买3.5斤面粉或7斤带皮高粱，3.15元可买44斤面粉或88斤带皮高粱米。仅凭这点结余，工人能赡养的家庭人口寥寥无几，工人及其家庭生活之艰难可见一斑。
第三，逼迫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高强度劳动。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日本厂主无视中国工人健康，逼迫中国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超负荷劳动。
日本官方调查承认，由于纱厂用工人数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为应对所谓工资上涨的压力，日本厂主多将3人看车的工作量改为2人承担，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了近50%。[11]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工资概览表（1925年3月）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支出概览
据日本官方统计，青岛六大日商纱厂之间每2万纱锭使用工人人数有较大的差距。例如：最少的钟渊纱厂仅为700人，日清纺织为900人，大日本纺织为1086人，内外棉纺织为1094人，长崎纺织为1200人，最高的富士纺织厂为1250人，平均值为1047人。虽然其中不乏工人作业熟练程度、设备先进程度等因素影响，但上述数据还是直接反映了日商纱厂工人劳动强度很大、部分企业的工人劳动强度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程度。(www.xing528.com)
据纱厂老工人回忆称，纱厂工人的劳动环境非常恶劣。“车间无吸尘装置和降温设备。粉尘飞扬，空气浑浊。工人劳动无防护措施，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特别在高温季节，工人汗流夹〔浃〕背，浑身上下沾满了灰尘、花毛。纺织工人‘花毛虫子’即由此而来。这是过去有钱人对纺织工人的鄙称，反映了纺织工人劳动条件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工人一天干下来，体力耗尽、疲惫不堪，特别是童工和缠足的女孩，更是叫苦连天。”[12]
1925年《青年工人问题》刊载《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苦况》[13]一文，对此也做了详细的记述：“在做工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病症，不准请假。请假的时候向日人哀求至再至三，不但还说是装病，还要你做更重的活，并说：你们死了不要紧，中国工人很多，死十个八个都不算什么大事！”“女工一天也是十三四点钟的工，我们中国妇女缠足的，站上十几点钟，实在支持不住，脚痛时稍微一坐，日人马上拳打脚踢，还得罚钱，重者将脚带脱下，赤足罚站一小时。”邓恩铭也曾写道： “中国妇女因缠足的原故身体异常软弱，六小时的工作她们已经不能胜任了，何况十二小时工作以外还继续添作夜工，她们的健康就好似秋风扫落叶一样，病魔就立刻来缠绕她们了。但是这种状态经她们一次罢工，已经打破了，可是十二小时的工作还是牛马般的负着。这样的女工大半是纱厂和丝厂尽〔居〕多。”[14]
青岛日商纱厂2万纱锭用工比较表
日本调查史料表明：高强度的劳度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人生病比例畸高。虽然日本厂主枉称工人所患多是轻微疾病，但根本掩盖不了其工人身体惨遭摧残的事实。
日商钟渊纱厂1924年工人疾患一览表[15]
第四，对中国工人采取歧视性、侮辱性管理手段。
日本本土纺织厂并没有进出厂区检查工人身体及所带物品的规定。但是，青岛日商纱厂以预防工人偷盗为借口，对进出厂区特别是出厂工人实行侮辱性的搜身制度。《青岛日本纱厂的苦况》[16]记述：每日出厂时数千工人分为两队，一一搜身，耗时1小时，不论下雨下雪，甚至要求缠足女工解脱缠足。搜身时虽然声称是男查男、女查女，但男查女现象经常发生，女工只能忍气吞声任其侮辱。钟渊纱厂规定中国工人不能和日籍职员同走一个大门，并专为中国工人挖了一条地下入口，这条隧道上下各有9级台阶，被工人称为“十八层地狱”。[17]
工人进车间干活，不仅有名目繁多的苛规，还要遭受日籍管理人员的打骂，如上班不准说笑，不能随便上厕所——上厕所要领恭牌，并在厕所中设监视人。青岛日商纱厂职工回忆称：“他们把中国工人当成牛马驱赶。厂内各课、系管理人员全由日本人充任，每车间另派一名或几名日本监工，对中国工人实行严密控制。中国工人的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日本监工，否则就被视为‘良心的坏了’。工人挨打挨骂是常事。”“日本监工大多是士兵出身，是些没有人性的东西。细纱车间有一个监工叫五十里次郎，是一个退役的日本宪兵，细纱车间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不挨他打。工人管他叫‘疯狗’。对成年人，他专打头和脸，什么‘背布袋’‘下绊子’也都常用；对童工，他抓起来高举过头，狠命往地下摔，因此童工见了他个个心惊胆战，有的小女孩吓得尿在裤子里。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因体力不支‘放了花’，五十里喊叫赵禧福去打她，赵禧福没听他那一套，结果五十里迁怒于赵禧福，对赵禧福一顿拳打脚踢。”[18]
第五，蓄意大量使用童工。
虽然青岛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日商纱厂却大量使用童工。即使按照日本官方调查数据，青岛日商纱厂使用14岁以下童工851人，14-19岁7643人中16岁以下者占2/5，不满16岁的童工约为3908人，约占六大日商纱厂15359名工人的25%。
日本官方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现象[19]：青岛内外棉纱厂使用16岁以下童工713名，占3477名全体职工的20.5%，其中包括12岁10人、13岁51人、14岁112人。长崎纺织承认使用16岁以下童工313人（含女童工44人），占职工总数的31%左右；其中包括10岁4人、12岁10人、13岁33人、14岁55人、15岁109人、16岁102人。
日本厂主之所以大量使用童工，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童工工时和男工一样长，但工资却比男工低得多，创造的利润更为丰厚；二是童工年龄小，反抗能力相对弱，易于管制。对滥用童工的非人道做法，日本厂主以诡辩推卸责任，称“录用职工由于没有户籍，并不清楚工人确实的年龄，各厂均根据其语言、身高等推测其年龄”。[20]
青岛宝来纱厂职工年龄调查表
对童工的遭遇，邓恩铭在1924年6月的《青岛劳动概况》[21]一文中记述道：“再说纱厂童工，童工的痛苦比女工要利害百倍，他们大概是不满十八岁的小孩子，从乡间被人骗了来的，他们到厂后过的完全是小牛马的生活，每天赚的至多一角八分钱，作十二点以上不能胜任的工作，分两班，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尽站在不见日光，不通空气的污秽屋子中，呼吸棉絮，一点儿空气也没有，因此说不上休息，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白开水。他们物质上的营养不良，精神不舒畅，又加以沉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爱的小孩都养成乞儿不如的小病夫了。童工的生活几年来都是如此的悲惨，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嗟！万恶的资本家！”《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苦况》[22]一文也记述了童工在青岛日商纱厂的悲惨遭遇：“棉纱间冬天开窗，冻得做工的浑身不知痛痒，还不准穿棉衣，他说穿上棉衣，做活不爽利，夏季恐怕进温气，不准开窗，热的〔得〕小孩浑身上下起痱子，甚或热出病来，吐泻不止，还不准请假。吃饭的时候，一面做活，一面吃饭，一顿饭不知要吃多少棉花末。”
日本本土与在华纱厂劳动条件对比表（1925年）
日本本土与在华纱厂劳动条件对比表（1925年）（续）
日本本土与在华纱厂劳动条件对比表（1925年）（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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