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这已是一项公认的事实。世界其它各国的印刷术都是在中国印刷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印刷术的向外传播由近及远、历时几个世纪,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是近邻。自古以来这三个国家在文化上就与中国有一种亲缘关系。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式、社会政治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它们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中国的印刷术也最早传入这三个国家。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便是在朝鲜发现的。1966年在朝鲜庆州的佛国寺发现了一份《陀罗尼经咒》。据专家考证,此经咒印刷于8世纪前期,大约是在中国印好之后又被佛教徒作为礼品带至朝鲜的。可能直到11世纪朝鲜才开始自行雕版印刷。公元1011年朝鲜以宋辽的《大藏经》为蓝本,刻印了第一部《高丽藏》,至1082年完成,共印5924卷。此外,还印了一部4000卷的《续藏》。至13世纪前期。又重新刻印《高丽藏》,共6791卷。因为印刷这部藏经共用了八千多块雕版,所以又称“八万《大藏经》”。这副雕版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韩国的海印寺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所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副雕版。自12世纪始,朝鲜还开始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理学著作和医学等方面的书籍。
中国的活字印刷大约于十四世纪之初流传到了朝鲜。十五世纪初,朝鲜人在中国木活字的启发下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铜活字。自1403年李氏王朝在校书馆中增设铸字所,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共铸出了30多副金属活字,每副字数为6万至30万,总字数达两、三百万之多。其中有一副是铅活字,铸于1436年。还有二副铁活字,铸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另外,还刻过6至7套木活字。可见朝鲜的木活字印刷也颇具规模。
印刷术传至日本的时间亦很早。日本现存的最古老的印刷品“百万《陀罗尼经咒》”,时间约为公元764——770年,一般认为是用木版雕印的。据考证,其印刷技术无疑是来自中国。因为,日本大化改革以后,中日两国交往十分密切,自630年至834年间,日本共派遣唐使达十五次之多。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概就是由这些遣唐使带回去的。
自经咒印出之后约200多年,日本才有第一部完整的书籍刊印。983年,宋太宗赐给日本僧人箠然一部《大藏经》,由他带回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的印书业。同时佛门广施经文行善也促进了大量佛经的刊印。据日本文献记载,1009年就印出《法华经》1000部。1014年又印出1000部。
在16世纪末之前,日本的印刷业完全由佛教寺院垄断。镰仓幕府开始,由于中国的理学与佛教中的禅宗东渡日本,给日本的印刷业产生很大影响。自从13至16世纪日本的印刷业主要集中于京都、镰仓二地同称为五山寺的五座禅宗大寺内,其所刻印的经书又称“五山版”。这一时期,除了宗教书籍外,还开始刻印儒家经典、诗文集及医学著作。据统计,五山寺共刻印近200种宗教著作,79部非宗教著作。在这些非宗教著作中半数以上是中国作者的诗文集。尤其是1364年刊印的《论语》,则成为日本研究儒学的里程碑。
日本印刷业的发展还有中国刻工的功劳。在元末之际,为了躲避战乱,大批中国雕版工匠东渡日本,他们将中国先进的印刷传播开来,从而使日本的印刷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增加与提高。
日本的活字印刷兴起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时,曾把朝鲜铜活字印刷设备掠回日本。大约至1650年,活字印刷在宫廷、寺院和私人书坊中都已普遍采用。但通常是用木活字印刷。其中最有名的活字印刷品是日本的古典《伊势物语》。此书印刷精美,并且附有插图。同时,自17世纪,受中国版画影响,日本的版画也获得了发展,并成为日本的一大艺术门类。
江户时期,日本的印刷业发展迅速。除了中国的经典著作和佛经外,还印刷了不可胜数的插图故事与传说。
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的时间稍晚一些。大约13世纪开始,越南才有印刷的记载。自1251年至1258年越南曾印刷过户籍。陈朝时期,印刷业也很微弱,曾出版过一部佛教礼节书和一部公文文牍手册。
黎朝之时,越南开始仿照中国的制度,第一次刻印了儒家经典:《四书大全》与“五经”的印版。十五世纪后期,越南印刷业兴盛起来。由于印版甚多,只好在孔庙中专建房舍以供贮藏。
自十八世纪开始,越南政府多次加强对书籍印刷与发行的控制。所以越南宫版书籍占据优势地位。当然私人刻书也存在,其中多半集中于海阳省的嘉禄县。
越南大部书是用雕版印刷的,也有一些是用活字印刷的。较早的活字印书出现于1712年。越南彩印年画也极为盛行,无论在印刷方法上还是在年画的主题上与中国的年画都极其相似。
中国印刷术西传的过程比较复杂,有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仍然可以勾画出它的大致轮廓。
印刷术最初可能也是先经由中国西北而传到新疆的,这与纸的西传是相类似的。公元8世纪中叶,吐鲁番地区即为回纥人(维吾尔人)所占领,并持续统治该区达500年之久,至13世纪初才臣服于蒙古政权。在此期间,吐鲁番成了各种文化与宗教的荟萃地。本世纪初,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以各种文字写印的文书。其中有许多是用雕版印刷的汉、维、蒙、西夏、藏、梵文材料,年代大约是1300年。而古维吾尔文印件都是佛经译文,有些经名和页数还印有汉文。这说明担任刻、印的是汉族人。可见,中国的雕版印刷大约于14世纪初即已在吐鲁番地区流传开来。(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人们还在敦煌发现了一套古维吾尔文木活字,有几百个,年代大约为1300年。这说明,象维吾尔文这样的拼音文字也可以很自然地由雕版印刷转向活字版。
之后,印刷术又继续西传至波斯,这要归功于蒙古人的西征了。而印刷术可能是由参加西征的维吾尔人带去的。在西亚,波斯是首先记录中国印刷术并把它付诸于实践的。因为蒙古人征服波斯后,中国的文化也在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影响到波斯。早在1294年,大不里士就完全按照中国的制度来印行钱币。虽然此种印制不久即废除,但从事印刷纸币的工匠也可能转入到印刷其它的东西。
最早描述中国印刷术的是波斯人拉施德丁。他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伊尔汗国蒙古统治者合赞汗的首相。1301至1311年,他用10年时间写了一部《世界史》,其中就对中国的印刷术作了详细的记录。几年之后,拉施德丁的这一论述又为一位阿拉伯作者全文引入其著作中。
印刷术何时传入埃及,至今仍不能肯定。多数学者认为可能也是在蒙古西征把中国印刷术带到阿拉伯各国之后,才传到埃及的。
直到十四世纪末,欧洲才出现了用雕版印刷的纸牌、宗教画像与宗教书籍。尤其是纸牌,由于雅俗共赏,需求量很大。但由于有些人沉湎于用纸牌赌博,政府与教会便明令禁止了。保存到今天的宗教画像还有几百幅,宗教书籍则比较少,但是当时印过的版本,却不计其数。欧洲人的雕版印刷知识也是从中国学来的,这已为绝大多数的学者所首肯。经过十字军东征与蒙古人西征,欧洲与中国元朝之间的交往也日渐增多。仅在十三世纪后半期,就先后有两位教皇使者与两位法王使者到过蒙古朝廷,其中罗马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在中国居住了30多年,并客死于中国。马可·波罗也是在这一时期到过中国的。当然,东游中国的传教士和其它人士还有许多。这些人在中国居住期间可能直接学会了雕版印刷,回来时又带回一些样品书。因而,欧洲的雕版印刷者不仅看到过中国的印刷样品,可能还得到过这些居留中国的传教士或其它人士的传授。因为欧洲雕版印刷的一切技术工序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而与欧洲的传统相悖。这一切都说明欧洲雕版印刷的起源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雕版印刷出现后100多年,即十五世纪中叶,欧洲又出现了活字印刷。它是在1458年由德国的约翰·古腾堡首先完成的。活字由铅、锡、铝的合金制成。
欧洲的金属活字是欧洲人的一项独立发明呢,还是受中国的影响而产生的呢?自十六世纪以来便是人们争论的一个话题。直到活字印刷在16世纪中叶变得广为人知后,欧洲学者才开始将这项成果录之于册。其中最先明确提到中国印刷术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约维乌斯。他在其著作《当代史》(1546年出版)中就指出,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并经由俄国传入欧洲。1585年,门多萨出版了一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华帝国及其状况史》。这部书在当时堪称最为全面最具权威的介绍中国的著作了,其中整整两章是专门论述中国的书籍及其印刷术的。门多萨也认为中国的印刷术是经陆路从俄国传到德意志的,也有可能是从海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的。而且他还指出谷腾堡正是受中国印刷术的影响才完成其发明的。门多萨的这一结论对后世作者产生了广泛影响,十六世纪的许多作家,如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罗伊,著名的翻译家与诗人圣索维诺及优秀散文家蒙台涅都一再重复门多萨的论述。
有些记载还谈到,一位出生于威尼斯的意大利雕刻家卡斯塔尔迪在看到过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的书籍后曾从事过活字印刷,他在1426年印过的一些折页还保存于威尼斯的费尔特雷镇的档案中。还有一种传说认为,谷腾堡的妻子出生于威尼斯的孔塔里尼家族,因而谷腾堡在威尼斯曾看到过从中国带回的印刷雕版,这使他大受启发,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可靠还有待作出进一步的证明,但是这说明了欧洲的活字印刷肯定受到过中国印刷的启示。
事实上,早在活字印刷产生之前,中国的雕版印刷就已经传到欧洲,并在各地流行开来。活字印刷之发明完全有可能是在雕版印刷原理的启发下而出现的,维吾尔拼音文字自雕版到活字便是显例。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东西方交往日趋频繁,有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或其它人士可能将中国的书籍及雕版或活字带到了欧洲。正是受中国印刷术的启发,欧洲人才发明了活字印刷。显然欧洲人的这项发明不是一种很具有独创性的发明,而是一种再发明。这就是李约瑟先生所说的“激发性传播”的一个重要事例。
另外一些认为欧洲活字印刷是一项独立发明的学者或者偏执一隅,或者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从而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否认。
南亚和东南亚(越南与菲律宾除外)的印刷术大都是从十六世纪始由欧洲人传入的。这样,由东方的中国人所发明的这一技术成果向西转了一个圈之后又辗转到了东方。南亚和东南亚(越南除外)可以说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织共同发生影响的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善于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去传授宗教、历史等文化知识,而普遍拙于用纸和印刷术来传达思想。所以,它虽然距中国较近,但印刷术的传入却是迟缓的。当然,还有可能存在其它的障碍。
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传教士将欧洲的印刷机械至印度的果阿,用以印刷传教用的小册子及其它文献。这是亚洲首次采用欧洲的印刷技术。除果阿外,葡萄牙人还在印度的其它城市从事书籍的印刷,大约在1577年,第一部以当时文字写成的《天主教教义》在科钦印行。十七世纪初,丹麦传教士亦开始在印度东海岸从事印刷。英国统治印度后,印刷业便逐渐为英国人所把持。中国的造纸很早便传入印度,但印刷术却是欧洲人传入的。
菲律宾群岛自10世纪始便同中国有了贸易往来。14与15世纪,吕宋与棉兰老岛与明朝建立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在这几个世纪间,大批华人到南洋谋生,因此,菲律宾有众多的华裔居住,他们可能将中国的印刷技术带到了这里。十六世纪,多明我会修士将大批书籍带到了马尼拉,当地的华裔居民便协助翻译,并从中国引进雕版和活字来印刷这些书籍。现在仍存有此类印刷品的汉文版和西班牙与他加禄文版。菲律宾最早的活字印刷也是由一位改名为胡安·德·贝拉的华裔印工完成的。可见华裔居民对菲律宾的印刷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印刷术也是由欧、美等国殖民者传入的。
在整个南亚与东南亚印刷术的传播过程中,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宗教既是促使印刷术兴起的重要力量,又是传播印刷术的伟大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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