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出现的因素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在古代，书籍是思想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主要依靠人们的手工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实在是既费力又费时，一旦遇到卷帙浩繁的著作，那就要抄写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相互传抄过程中，往往出现漏抄或误抄的现象，给书籍的流传带来很大的混乱。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对于大量标准化的儒家经典文本的需求愈益增强。而原先的手工抄写则无法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这就为更为先进的机械复写方法——印刷术的产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因素对于印刷术的出现及其发展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将经文传授给散布于各地的众多信徒，除了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外，亦需要大量的经籍。因而也需要有快捷的复写工具以满足这一要求。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获得广泛流行，并于隋唐之时达于鼎盛。虔诚的佛教徒对复制大量佛经的要求显然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除了上述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外，印刷术的诞生还需要必不可少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条件。因为纸既柔软又能吸墨，是最适合于印刷的一种材料。而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代，我国就已发明了纸。墨早在春秋时就使用于书写。雕版印刷使用的制版材料，主要是枣木、梨木，这在我国南北方亦广泛存在。纸、墨在中国的最早出现以及合适的制版材料的存在就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前提。而铸青铜、刻石、印章及摹拓则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前提。

中国在商、周时代就已广泛采用陶范法与失蜡法冶铸青铜器和铭文。失蜡法是先用蜡制成字模，灌以铜水，蜡熔去便成铭文。尤其是还出现了用多块字模翻铸铭文的冶铸法。如现存最早的“秦公簋”（公元前7世纪左右），其上的铭文，便是一字来自一个字模。晚周时的青铜“奇字钟”上的装饰性铭文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的学者把这种用多块字模翻铸全文的方法看成是活字印刷的先驱，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石刻在中国也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现存最早的实物是秦国的十个石鼓。每块石鼓上刻有一首诗，一共有700字左右。由于石头不易损坏，将人类业绩刻于其上能够“垂诸久远”，因而倍受帝王的青睐。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曾五次巡视全国。在巡视中，曾在许多地方刻下了七块巨碑，以为自己歌功颂德。

从公元2至3世纪起，石碑已不仅限于帝王的歌功颂德碑，而且还用来刻载儒、佛、道家的典籍。仅在公元2世纪后期（175至183年）的8年时间里就有7部儒家经典共20余万字勒之于石。以后又陆续重刻。如果你游览过西安的碑林和曲阜孔庙的碑林，你会为之惊叹不己。至于佛教、道教石经的数量也不少。(www.xing528.com)

石刻有阳文、阴文两种刻法。除了刻成阳、阴文正字外，有时也刻成阳文或阴文反字。而阳文反字的刻法则如后来印刷的雕版制作相同了。

印章的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代，是用青铜铸成的。以后印章的使用便一直延续不断。在中国各地出土过历代的印章。今天仍然有人从事印章刻写，这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印章除了用青铜制作外，还有作金、玉、玳瑁等珍贵原料制成的。当然也有木制的。印章亦有阳文、阴文两种刻法，但印章上的文字必须反刻，才能印成正字。尤其是木制印章、印文面积较大，刻得文字也多。据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载，人们若要进山都要携带一方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上刻一百二十字，沿途盖于泥土之上，可辟虎狼与恶神。这种印文长百余字，以阳文反字刻成的大型木制印章，已与雕版印刷相当接近了，可谓雕版印刷之先驱。

由于雕刻工艺的日臻完善，人们在刻石与印章原理的启发下，又找到了一种从石碑、青铜器等上直接将文字移录下来的方法，称之为摹拓或捶拓。其过程是：将一张湿过的纸铺于石刻或铭文的上面，加以均匀地捶打，使纸紧贴其上，待纸干后将墨汁刷在纸面上，将纸小心地从碑上揭下，便呈现出黑底白字来。摹拓的方法大约出现于公元四世纪左右，以后不断趋于完善，并成为一项精美细致的复制艺术，至今仍然不衰。摹拓虽然在某些方面与雕版印刷有所不同，但可称得上是最原始的印刷方法了。

铸青铜、石刻、印章及摹拓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并为之铺平了道路。真正的印刷术已走到其门槛了。

印刷术正是在社会文化诸因素推动之下在各种物质技术前提已具备的情况下，经过人们长期的经验积累与不懈努力而诞生于世的，可以说雕版印刷的出现是水到而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