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广泛应用-材料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如前所述，尽管东西方文化有诸多差异；但是，从字源学角度分析，东西方诸国“纸”字均与其历史上最初曾广泛使用过的书写材料有关。这对古今中外对“纸”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综观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有关纸的著述在谈到纸的用途时，其主要篇幅都是将纸做为一种书写材料而加以介绍的，有的虽也谈到纸的其他用途但语焉不详，其重视程度显然不高。诚然，纸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一种很好的书写材料，其使用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其作为一种书写材料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上，但同时我们应看到纸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纸最初并非只是为了写作才被人发明的，纸诞生后人们首先认识它的是它的其他使用价值。纸是一种轻便、柔软、可塑性极强的生产和生活材料，对于某些昂贵、笨重的材料来说，纸张是一种廉价方便的代用品。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其书写价值，遂成为一种主要的书写材料。同时，因其十分柔软而适于做包装材料；又因其可塑性强，便于染色，人们又用它做成了样式各异，色彩斑澜的服装和装饰品；因其便于携带又可书写，所以人们在其上面印制一些特殊符号后，它又可代替金银等贵金属成为货币。今天，在通讯、商业、文化、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纸和纸制品几乎无所不能，随处可见。因此，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认为，纸的出现是人类材料科学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革命。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出的早期古纸上尚无写有文字的，这些纸多是用来包裹其他物品的。可见，自西汉发明造纸术时起，纸最先是被用作一种包装材料的，这种用法在今天也是十分常见的。

纸被当做一种书写材料大约始于东汉。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日积月累、今昔传承的历史过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记忆是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如果说创造力是文化发展的推进器的话，那么记忆力则是文化的贮存器。如果只有创造力没有记忆力的话，文化是难以发展的。因为，那样的话每代人都必须从制作石器开始，想让一代人完成从石器到电脑这一发展过程那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记忆力对文化发展之重要。因为有了记忆能力，文化的发展便有了坚实的基础，从一代人的冲刺变成了世代相承的接力赛，我们也就不必每一代都从学习打制石器开始了。不仅如此，因为有了前人的积累，今天即使是非常平庸的无能之辈也比昔日的伟人看得远，因为他们脚下有昔日伟人坚实的肩膀。不过，文化发展史中的记忆力或贮存器不是大脑。因为即使真有“过目不忘”之人，只要他的生命一终止，他所贮存的文化也就消失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贮存器即记事材料。自我们的远祖从树上来到地上后，为寻求记事材料走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的第一种记事材料是绳子，第一种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具体方法是：将绳子打成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结，以表达一种信息，帮助人们记忆。但是，绳结过于简单，不足以表达复杂的信息。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文字。有文字就必须有文字书写材料。我们现在可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是写在陶器上的。因此可以说，陶器是人类的第一种书写材料。然而，陶器制作过程复杂、周期长、显然局限性很大，后来人们又选择了甲骨，将人们所要记录的事刻在动物骨头上。当人们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后，也用金属作书写材料，将文字铸在青铜器上。甲骨和青铜器虽不易损坏，可是甲骨不可多得，青铜器制做工艺复杂都极为不便。

后来，人们逐渐用木片、竹片代替甲骨和青铜器。将经过整治的长方形木片和竹片称作“简”、“牍”。简、牍用漆或墨写上文字后，再用皮条或丝编起，叫作“策”或“册”。《尚书》的所谓“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所指即简册。“简”“牍”不仅其材料价廉易得，而且若写错时可用刀刮去立即重写，字迹不清时还可随时补充新简，联之成册就可大量记载。所以，简牍在很长的时期内，曾是人们使用的主要书写材料。随着简牍的出现，我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正式书籍。据考证：战国简最长的有2.4尺，其次1.2尺，再次0.8尺；两汉时期最长者2尺，其1.5尺，再次1尺，最小的0.5尺。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而法律则写在特长的3尺简上。

随着桑蚕业和丝织业的发展，丝帛被广泛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地人们发现丝帛不仅可用以裁剪服装，还可用作书写材料。《墨子》一书就有：“书于竹帛”的说法。可见，至迟自春秋时开始，帛书已与简牍并行于世。人们将用做书写材料的丝帛谓之“纸”，汉文中“纸”字由此起源，故范晔《后汉书·蔡伦传》中有“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帛可依文章或画幅长短而随意剪裁，用轴卷成，随意舒卷，且轻便，既便于观阅又宜于携带，写在缣帛上的书谓之“卷”。

简、帛虽优于甲骨和青铜器，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随科学文化的发展，长篇巨著相继出现。将这些长篇巨著写在简上势必占用很多简，编成册后不仅体积大而且十分沉重，既不便于翻阅也不便于携带。相传战国有位名叫惠施的学者，每每外出必带大量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写在竹简上的，因竹简太多不得不用车拉，有时竟多达五车，故后世常以“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的学识渊博。另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也就是说，秦始皇亲政时批阅的简牍奏文，动辄以石（每石为120斤）衡量。《史记·滑稽列传》则有：汉武帝时，齐人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

缣帛虽然比之竹牍轻便灵巧，没有上述烦恼。然而其造价昂贵，非平常贫寒人家可用。据考证：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六百余钱，一匹白素值八百余钱。照当时一般年景时的米价计算，一匹缣价值约合6石（720斤）米的价格。因此，东汉人崔瑗向葛元甫赠书时称：“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此事既反映出缣帛价格昂贵，非富贵之人用不起；同时又说明，用纸写书起初是穷人因“贫不及素”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才逐渐地普及至全社会的。由此可进一步推知，造纸术的发明和随后纸被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不仅大大地节省了生产资料，使书籍变得更便宜携带和阅读，而且大幅度降低了书籍成本造价，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社会化和平民化的发展步伐。(www.xing528.com)

由于纸不仅柔软便于剪裁，而且造价低，因此，中国古人从汉代开始便以之制成衣饰。中国历史上曾有一种树皮布，称作“搨布”或“穀布”。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疏》中有：“今江南人债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谓之‘穀皮纸’。”汉代文献中曾多次提到用楮制造冠帽及头饰。如：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时男子以用楮皮所制的红色和其他颜色束发带为时尚，称叫“绡头”或“幧头。”唐、宋时道士、文人骚客也以戴楮冠为时尚。如：王禹偁（954——1001）诗中有“楮冠布褐皂纱巾”，陆游也有诗云：“楮并新裁就，翛然新道装。”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一座唐代古墓中，发掘出几顶用硬纸裁制的冠帽。另外还在吐鲁蕃发掘了一条纸腰带和一只五世纪初用麻纸制成的黄色纸鞋。大约从唐、宋时期开始，又出现了纸衣、纸被、纸帐等。衣纸衣之风似乎是自出家的僧人和道士开始的。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大历年间（766——779）“有一僧……不衣缯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之为纸衣禅师。”宋代学者苏易简（953——996）也曾指出：“山居者（僧人、道士）常以纸为衣。”南宋大诗人苏轼（1036——1101）曾见到金山一老僧乘船在长江上往来于金山、焦山之际，凭纸帐保暖。纸帐冬以保暖，夏以防蚊，极受人们欢迎。明代学者屠隆（1542——1605）在《考槃全事》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纸帐的制做方法：“纸帐，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以纟希布为顶，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与纸帐同时问世的还有纸被，这可以从一首诗中得到印证。北宋时，玉池禅师曾将纸被赠予僧人惠洪（1071——1128）。惠洪赋诗答谢：“就床堆叠明如雪，引手摸苏软似绵。拥被并炉和梦暖，全胜白叠紫葺毡。”衣纸衣、挂纸帐、盖纸被之风很快从远隔尘世的庙宇、道观吹进了凡间。据苏易简《文房四谱》一书记载：“今黟、歙（在今安徽省）中，有人造纸衣段，可大如大门阖许。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盖利其拒风于凝氵互之际焉。”《剑南集》中有一首陆游答谢朱熹赠纸被诗，诗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

随着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发达，唐代纸屏风也随之进入了家庭。据考证唐代时纸屏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折叠的，另一种是固定的。最初都是用木板制成的。有时先涂漆，漆上再画画，纸张盛行后才用纸代替木板。纸上展示书法的叫“书屏”，绘画的叫“画屏”。若屏风上展示的是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的话，屏风的价格就会很昂贵。据说唐代一具名家折屏“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出现了壁纸。到了清代，甚至《大清会典事例》中对宫中装饰纸的使用还做了明文规定：“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文华殿窗格，用朝鲜贡纸，每年糊饰。黄纟麦博缝，二年一次糊饰。各坛、庙窗格路镫，由太常寺移咨；外藩朝贡各馆舍，由礼部理藩院移咨到部，委官糊饰。”

纸制品很快也进入了人们的社交和文化娱乐活动。中国古代拜访客人时，有一种用以通报来访者姓名的纸片，史称“名刺”或“拜帖”。这种习俗起源于汉代，起初是“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大约自五、六世纪开始，用纸片代替了木片。纸片是写有来访者的姓名、籍贯及官职。纸片约两、三寸宽，为白色。唐代时改用红色的。同时又兴起了一种新习俗，去府衙或私邸拜访上级官员时，须先递送名状，写清拜访目的，由被访者“于状后判引，方许见。”明中叶后，名帖的使用和制做又有变化。一是名帖的尺寸有所加大，二是不同身份的人所用名帖的纸质和颜色有所区别。对此，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铅山（在今江西省）诸邑所造柬纸，……最上者曰官柬，富贵之家，通刺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可见，红色名帖也用于吉庆场合。另外在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中也出现了许多纸制品，主要有风筝、纸灯、纸扇和纸牌。据传说10世纪时，有人在宫中在纸做的鸢子上缚上一竹簧，使它在空中发出像筝一般的乐声，人们称此为“风筝”。据史籍记载：东晋孝武帝（373——397年在位）、安帝（397——418年在位）曾两度禁止用绢制扇。宋哲宗（1086——1100年在位）则“独用纸扇”，“群臣降价称贺”，盛赞此举乃“人君俭德”。中国民间自古有正月十五“上元灯节”夜里挂灯笼的习俗，流传至今的唐代的一本流水帐中有“买白纸二帖糊灯笼”的记载，可见最晚从唐代开始便有了纸灯笼。大约至9世纪时，民间又出现了一种玩纸牌的游戏，这种纸牌叫“叶子格”。明代《运掌经》说纸牌：“便宜挟以游，一也；灵活可思，二也；无弹棋坐隐之烦，三也；可容坐四人，四也；可以聚谈不厌，五也。”随着这种游戏的盛行，明代出现了画有梁山英雄人物的纸牌。清代因赌风盛行，故刑法规定，凡印制出售纸牌一千副以上者严惩。

随着社会商业活动的日趋频繁，纸制品也进入了流通领域，扮演起了交换媒介的角色。

九世纪初，人们为了避免将笨重的金属货币带来带去。朝廷规定，商贾在京城将货物出手后，可将货款存入政府特设的一个机构，换取一种纸汇票——“飞钱”，然后可以到指定地点兑现。起初这种“飞钱”只在商贾之间通行，从812年起，政府官吏在从地方向京师递送税款时也使用了此法。宋代，政府授权16户和商行一种叫“交子”的纸币。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成都）设官方机构“交子务”负责发行纸币。据记载，北宋末年纸币发行量已达100万缗（一缗相当于钱币1000文）。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和防伪的需要，纸币印制日趋正规，技术也越加复杂。据说1167——1179年间，发行的纸币是用彩色特制纸印制的，其图案异常精美。最初，印制纸币的纸张是购自于民间的，由于伪造者日增，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伪措施：第一，设官方纸坊垄断印币及提供专用纸张等工作。第二，在纸币的两面加盖红、黑、蓝三色印章。第三，在印制纸币的专用纸张的制造过程中，在其原料中搀入丝或别种纤维。纸币的出现，对繁荣商业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中国人对当代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中国自古便有祭祖等一系列祭祀活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一般都用实物，在祭祀时除需大量钱、衣服、车辆、牛、羊等物品，因此中国古代曾有一种残酷的“人祭”习俗，这一般是富贵之家和在祭神时，为高贵的死者献祭的佣人。著名的西门豹为河伯娶妻的故事说明，至春秋战国时期，“人祭”的残余尚存。这种实物祭祀习俗既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经济的。因此，渐渐便出现了以代用品象征性地祭祀的倾向，最先出现的代用品便是陶俑。陶俑的出现代替了野蛮的“人祭”恶习，是古代文明的一大进步。不过，陶俑的制做工艺十分复杂也非贫穷之家可做到的；除人之外的其他贵重实物的祭祀也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因纸可塑性很大，所以随着纸制品被广泛用于社会生活，人们便开始用纸制品用于祭祀。此风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据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故造此者曰‘火纸’。荆楚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记载：唐代侍御史充祠祭徒王王与正式把焚纸钱之举引入宫廷祭仪。此举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引起了官吏和学者们的争议。有人谴责此为荒诞之举。如：唐代学者封演（726——790）《封氏闻见记》认为：“古理帛，今纸钱则烧之，所以示不知鬼神之所为也。”宋代学者寥用中（1070——1143）则认为此为“慢神欺鬼”之举：“非无荒唐不经之说，要皆埋下俚之所传耳。使鬼神而有知，谓之慢神欺鬼可也。”不过，也有人认为，用烧纸钱代替金属货币，可节省大量钱财供活人享用，同时也可使盗墓贼稍敛觊觎之心。故唐宋以后，烧纸钱及纸钱代用实物祭祀之风逐渐流行起来。

纸制品还被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据记载，六世纪时有一支被困于一座城内的军队的军官曾“以纸鸢告急于城外”的援军，同时纸鸢子还常用以测量距离、试验风向和风力，载人及传送军事信息。此外，纸还常被用来制作盔甲。据宋代浙东安抚史洪适（1117——1184）招安海寇第二劄子说：在两艘敌船内“有纸甲110副，枪刀弓弩旗鼓军器共1568件。”泉州知州真德秀（1178——1235）上奏朝廷：“所有本寨军器却稍足备，但水军所需者纸甲，今本寨乃有铁甲百副，今当存其半，以50副就本军易纸甲。”纸盔甲极轻便，故适宜步兵及山区作战使用；再加上纸甲不会生锈，故又适宜南方多雨地区及水上作战时作用。对此，明代学者茅元仪于1621年所著《武备志》一书有详细记载：“甲为用命之本，当锋镝而立于不败之地者，此也。南方地形险陷，固多用步，步驰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着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重难久。今择其利者，步兵性有缉甲，用缉布不等。若纸绵俱薄，则箭亦可入，无论铅子。今须厚一寸，用绵密缉，可长至膝。太长则田泥不便，太短则不能蔽身。惟舟中可用重甲。盖不行路，不蹈泥田。贼惟锐子可及，非坚不能御。”另有纸臂手，而“纸臂手每一副用布内外四层，若干丈尺；绵花若干；茧纸若干张；绢线若干钱；如此方之铁者。同此，则活便轻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处在股曲之间，以便屈伸。”

总之，随着造纸业的发达，纸和纸制品广泛地渗入到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大量纸制品的出现，节约了大量贵珍和稀有材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人们一系列社会观念的转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