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观下的人性
中国古代学派众多，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显学还是隐学，其人性观多与“天”有一定的关联。儒家思想是中国主流思想的代表，其中孔子已然关注了人性的问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论语·阳货》）他也曾说过，“天生德于予”[11]（《论语·述而》），孔子把人性看作上天天性在人身上的反映。孟子肯定了孔子的观点，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2]（《孟子·尽心上》）其意在于知晓人的本性，就知晓了天命；朱熹认为，“先天之性”受命于天；张载认为人性包括“天地之性”，是人“气”的本性，也是宇宙的全体之性，是一切事物，乃至于人所共有的。分析以上观点可见：先贤认为从人性产生到人性运转，人性与天紧密相关。庄子《大宗师》所示，“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13]（《庄子·大宗师》），道、理、人、事、物是通而为一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赋予天的自然性，人自然无为地效法天道，人道与天道相互牵涉。法家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由道产生，人性亦即如此。如其代表人物韩非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14]（《韩非·解老第二十》）同时，“道”又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15]（《韩非·解老第二十》）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时期的各家思想学派都有关注天、道、人，他们以天为法则，天为自然之法，人依自然而生发，所以梁启超感叹：“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综观经传所述，以为天者，生人生物，万有之本原也；天者有全权有活力，临察下土者也；天者有自然之法则，以为人事之规范，道德之基本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16]中国先贤认为天人合一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而可以推断天意可由人性的自然阐发来考察，由此观之，关注人性亦可从人之本有存在来追溯。
2.“人”之本质观下的人性(www.xing528.com)
孟子提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17]（《孟子·告子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8]（《孟子·滕文公上》）中国先贤多把人性的恶归结为本有的存在，即本性里就具备恶的特质。儒家学者荀子把“好利疾恶”看作是人之本性。董仲舒把人性存在解释为天地本身孕育而形成，人生而存恶，他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19]（《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不具有邪恶的，但人生经诸多夹杂气质后，人性恶就形成了，这就是现实人性恶的来源。张载也承认，人所禀的“天性”并无不善的本性，但由于各人所禀之“气”有偏正之不同，于是有善与不善的分殊；李蛰秉持人本性自私的观念，体察到：“夫私者，人之心也。”（《德业儒臣后论》）道家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人，恶自然明显是自然具有的。法家公认人性本恶，其代表人物韩非把人性视为趋利避害的私利之心。王充在阐述世硕的思想时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擅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论衡·本性》）亦即，人性中善恶并存，这两方面究竟哪方面得以强化，取决于后天的学习教化。王充强调外在环境对人性的决定作用，举例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论衡·程材》）战国时期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20]（《孟子·告子上》）北宋王安石也认为“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情‘当于理’，则善；‘不当于理’，则恶。”（《原性》）近代康有为曾肯定告子的观点：“凡论性之说，皆告子是而五子非”，他提出：“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21]（《万木草堂口说》）而人之行善或是作恶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
无论是“人无有不善”“生之谓性”“生之质也”“人性有善有恶”“好利疾恶”“贪仁之性”“夹杂气质”“天赋等级”“各人所禀之‘气’”“人之心”“趋利避害”“私利之心”均可以从人本身而考察，而与人之外事物相距甚远，由此可见，无论是性善观、性恶观还是性无善无恶观，均与人悠然相关，决不可脱离人本身而讨论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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