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今后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要贯彻“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方针。《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民办高校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规划纲要》明确了以促进教育公平、优先发展教育为指向,以及对民办教育作用的定性,启动了自上而下对民办教育的反思,各地的各种创新观念乃至制度迭出,推动了国家层面政策的完善,“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可以说,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日益显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正在转变中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变革中的公立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潜在性变化、民办高校内部管理的有效性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民办高校的发展还面临着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直接关系到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一)民办高校面临的挑战
民办高校由于发展时间短,管理经验、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明显不足,而且,民办高校的发展经历了许可、限制、放任再到目前实质上的许可并限制着的法律政策演变,因而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致命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已经影响到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在高等教育资源不再紧缺的情势下,民办高校原有的优势正在锐减,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从民办高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来看,面临着如下三重挑战:
1.来自自身的挑战:基于历史沿革、路径依赖的分析
首先,民办高校面临着来自自身内部管理机制的挑战。从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来看,作为独立法人的民办高校,其治理结构即三大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还远未健全、完善并有效运行。实践中的多数民办高校是“挑担牵马”历经艰难发展起来的,其领军者个人的创新、激情、远见、坚持、责任、雄心和智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些教育家们对教育事业的情怀、热爱和执着,以及在无数坎坷中的不离不弃,事无巨细的身体力行,经年累月的梯次递进,殚精竭虑的谋求发展,甚至是抛家别子的付出,民办高校才得以生存、发展。毋庸置疑,在法律政策的规范下,历经蜕变的多数民办高校内部已经构建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形成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正在走向规范化管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由民办高校的成长经历积淀下来的“强权”型管理方式所造成的决策个人化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决策权及实际管理权往往由个别“领军者”掌控,家长式、家族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而工会、职代会、监事会等体现民主的机构往往缺位或者是形同虚设,作用发挥极其有限。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个人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恐成难事。民办高校这种内部管理状态不仅容易导致决策风险,而且个人决策往往还容易形成“下”对“上”的依赖、群体对个体的依赖,甚至影响到教职工对学校管理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积极性。做和尚只管撞钟,庙漏雨等人来修补。无疑,这种心态必然影响到决策实施的效果,影响到办学目标的达成。此外,家长式、家族式管理还存在着传承风险。即领军者作为第一代创业人与第二代接班人的交替风险,第一代创业人的教育情怀和奉献与坚持,能否为第二代接班人所承续、延伸及传递令人存疑。从个人决策向决策科学化转型是民办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跨越的台阶。
其次,由于发展历史短、资金来源单一、经济实力弱、知名度低等因素,民办高校在人力资源方面也呈现明显弱势。无疑,民办高校的人力资源积累无论是从管理层面看还是从教师群体素质方面均难以与公办高校同类人员的素质相匹敌。以“人的成长”为使命的高校,不仅高素质师资是命脉,管理人员素质高低也至关重要。据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2010年,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中,民办高校的本专科在校生占21%,但其教工人数和专任教师却只分别占16%、18%。
管理,是管理者依据相关的管理原理和方法,为实现学校的办学宗旨、教育目标施以一定管理措施以引导师生行为,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的实践活动。民办高校的“民办”特质对教育教学运作管理的效率性、协调性、创新性要求更高,在民办高校发展的进程中,一套不断完善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其落实,都是由具体的管理人员来完成的,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决定着领军者的思想能否成为行动,直接影响着管理目标的制定、方案的实施及最终效果。“马前张保,马后王横”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从实际调查来看,民办高校的多数管理人员并非出自“科班”,部分人员没有接受过规范的专业培训,普遍缺乏专业管理知识和技能,对管理的规则、职能、程序、方法等都缺乏明确而规范的认识,而主要依靠在日常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常规来开展管理活动,即大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学。而且,民办高校大多是“一个萝卜数个坑”,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或承担了过多的工作,因之常常陷入为琐事缠身不得自拔的状态,自主支配时间极少,由此忽视了也没有条件去钻研、学习专业和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而之所以如此状况,既与民办高校发展时间短,积累不够有关,也与经济实力需要“计算”过日子有关,当然,不可不说的是,还与民办高校对管理人员素质的认识、社会对民办高校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关。
而一个更成共识的道理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众所周知,教育教学质量是一切学校,尤其是民办学校的命脉,而在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最活跃的因素是教师。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都是通过教师的每一堂课或者在校的具体言行来实现的,各项教育制度的实施都是通过教师来执行,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素质,不仅与教师的知识、教学能力相关,更与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相关,也就是说,教师不仅是个“技术”活儿,更是个“良心”活儿。民办高校双向选择的灵活用人制度、自主的工资制度,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方便,也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了条件。然而,无须讳言的是,民办高校的师资现状却远不尽人意,同样存在着数量不足、职业认同度不够、授课任务繁重以及由此导致的离职倾向较高等问题。
可以说,民办高校的初始发展主要是靠退休教师和兼职教师,尽管时至今日,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民办高校已经是“士别三日”,教师队伍也初具规模,但相对而言,民办高校缺少大师级教师和有特色、有风格的骨干教师,缺乏高学历、高职称的科研带头人和学科带头人,整体上教师的“质”与“量”依然呈现出不可忽视的弱势。据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2010年,在全国本科高校专任教师中,正高级职称占14%,副高级职称占29%;而民办高校专任教师中,正高级职称占9%,副高级职称占23%。另据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教师保少兵的调研,具有博士学位者寥寥无几,硕士研究生也多在10%以内,并且,教师中拥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不到5%,且多为普通高校离退休教师,讲师约占10%以内,助教以下占到70%以上。据张海青调查:河南多数民办高校兼职教师占有比例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80%以上,并且专职教师普遍存在着“几个老人带一群娃娃”的现象。近年来一直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根据其调研指出,目前民办高校存在着三个1/3的教师队伍:退休教师占1/3、兼职教师占1/3、专职教师占1/3。而且在专职教师队伍中,年龄层次偏低,多为年轻教师,相应地,职称和学历也较低。或许这些数据尚不足以说明民办高校教师整体的真实状况,但亦可管中窥豹。同时,民办高校教师与公办高校教师相比较,他们工作状态的另一面是多数承担着更加繁重的授课任务。据辽宁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公办高校教师授课时数平均为8.3课时/周,而民办高校教师授课时数则平均为14.6课时/周。但相对于付出,民办高校教师所得却并非“按劳取酬”。据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员会对本省540名民办学校教师调查显示:31.9%的民办学校教师完全没有寒暑假工资,62%的教师虽然有寒暑假工资,但是很低;在接受调查的教师中,只有7.4%的教师进修或参加培训的费用是由所在学校全部报销,18.1%的教师是部分报销,而高达67.2%的教师必须自己负担进修和培训费用;同时,高达48.3%的学校基本或根本不为教师的教育科研提供经费支持。该份调查还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只有12.4%的教师所在学校为他们购买了“五险”,16.3%的学校对教师进行区别对待,65.5%的学校没有给教师购买“五险”。民办高校教师的这些状况无疑会极大地影响着民办学校教师的稳定和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认知和认同。再加上民办高校外出学习机会少、缺乏名师带领等导致的发展空间有限的因素,不少民办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对民办高校的心理契约多处于交易型或互动性状态。由于对所在学校缺乏认同或者归属感低,便对自己的职业更多带有功利性价值观的倾向或者说“打工”心态。学者周国平曾对陕西省民办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该省民办高校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总体满意度中等偏下,教师离职倾向较高。
从工作压力、工作动力和心理状态三个维度的审视,结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职业要求,毋庸置疑,民办高校这种教职工队伍状况对于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阻碍。首先,教职工的素质、工作状态以及频繁流动很难使民办高校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文化内涵,相关的政策措施也难以扎根,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整个学校的发展;其次,难以形成优秀的教学梯队,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对教学也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最后,会给学校管理带来更多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从整体上看,民办高校特色化发展仍然不足,差异竞争力尚未有效形成,来自自身的挑战不容忽视。
2.来自外部的挑战:基于制度环境的分析
民办高校的发展无法避开的挑战之二,是来自制度环境的排斥和歧视。四十年来,我国民办教育在艰辛坎坷中探索前进,民办学校在艰辛坎坷中逐步成长,民办教育工作者在艰辛坎坷中开拓创新。事实表明民办教育发展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制度环境的不公或者说歧视、偏见。民办高等教育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末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今天在体制和制度环境上并不是实质上完全的市场经济,目前,可以说依然处于“体制外”。数十年的计划经济、路径依赖的结果是: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观念认识,民办高等教育尚且难以入列“正规军”。从民办高等教育具体实践来看,公平、规范的制度环境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甚至可以说,民办高校发展的许多运作机制还没有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通过对比分析与研究我国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税收、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不难得到证明和证实。公办学校具有的是“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学校具有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法律地位,由这一根本上的差异衍生出来一整套不同等的制度,诸如公办高校教师待遇是参照公务员标准执行;而民办高校教师则只能参照企业标准执行。公办学校的办学经费一由政府财政保障,二由政府政策保障;而民办学校的办学经费只能取决于举办者自有资金的硬实力,连市场融资这一软实力的获得也封死了。公办学校依靠政府占有了丰富的办学资源,拥有了稳定的发展条件;民办学校则主要依靠自己找市场和资源,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如影随形,民办高校必须“见机行事”或被“见机行事”,而且更糟的是,行政管理层面及社会文化层面经年累月沿袭下来的对“民办”的偏见相互呼应、交叉影响,形成了看不到的玻璃墙,使得民办高校发展常常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尽管,经历了“泥沙俱下”“大浪淘沙”的民办高校,整体水平已不可小觑,但仍无法摆脱教育教学质量普遍“二流”的偏见,甚至还有一些学校管理混乱,或是为追逐利益而违规违法办学,这些民办高校自身的不足也是形成被“另眼”的因素之一。
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可谓“重重围困”,不是一个口号式的“清理歧视政策”就能“天下大白”的,尽管“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已成社会共识,但这一共识的践行需要决策者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义无反顾的公共精神。
3.国内外竞争:基于市场机制的分析
从国内竞争角度来看,无论是师资方面还是生源方面的竞争,民办高校都明显处于下风,尤其是近年来初见端倪的生源数量下降,更加凸显出了这一弱势。从全国来看,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加上出国留学、职业教育分流,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逐年下降已成趋势。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共940万人,比去年减少2万人。根据近年中小学生的存量基础来看,未来高考报名人数将继续保持稳中略降的发展态势。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2017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下,长达10余年的适龄人口低峰基本结束,开始恢复增长。而在高考招生总量保持平稳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则继续提高,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升学矛盾进一步缓解,为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改革都提供了积极的外部环境。
报告同时显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跨过40%,快速接近50%的普及化指标线。部分高校面临招生难的问题,其中专科学校较为突出。但同时,山东部分专科学校录取分数线超越二本线,逆势增长,给众多高校一个启示,在高校的竞争中,质量第一,特色第一。不言而喻,在高考生源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部分高校将因生源枯竭面临生存挑战。这一挑战对于几乎没有财政投入,“以生养校”的民办高校来说,无疑是背水之战。再从办学条件看,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或教育经费,民办高校都无法与公办高校相比,而其学费却又明显高于公办高校,这一现实几乎是将民办高校置于绝地。事实上,由于生源及学费收入大幅减少,不少民办高校已经纷纷缩小办学规模甚至停办。2011年,山东省不止一所民办高校仅招到300多人。河北省廊坊市的东方大学城,由原来的三十多所民办学校已经锐减到十几所。
随着国内高校生源的持续性下降,在未来几年里,在这场高校的重新洗牌中,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竞争必然更为激烈,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并不是在公平环境下展开的。由于特定的社会体制及其历史原因,相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公办高校的优势地位一直存在。公办高校不仅是办学早、规模大、师资积累深厚、各种硬件比较优越,更有财政支撑和多占据“一本”的招生地位;而民办高校的创办比较晚,无论办学条件或规模相对于公办高校都处于弱势地位,其知名度、美誉度都难以与公办高校匹敌,再加上多为“二本”“三本”招生的地位,注定了棋未开局,先输一筹。
从国际上看,民办高校还必须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趋显现。许多国家已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本国大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及所形成的严峻挑战,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教育服务方面做出相关承诺的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加入WTO后,在教育服务方面,除特殊领域的教育和义务学段外,对涉及高等教育在内的五个教育服务项目也做出了承诺,许可外方在我国提供教育服务。在教育服务提供的方式上,除跨境交付的教育服务未做承诺外,包含境外教育消费,允许商业存在的中外合作办学及境外自然人应中方邀请或聘用来中国提供的教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我国民办高校还将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国际竞争中。(www.xing528.com)
(二)民办高校发展的机遇
1.《规划纲要》的新定位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带来历史性时机
《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序幕已经拉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快发展民办教育,加快形成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两个“重要”的提出是对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明确定位,这两个“重要”,明确了民办教育在我国未来十年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地位和作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指出:“要支持民办学校创新体制机制和育人模式,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并从加强政府支持、依法落实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平等的法律地位、建立完善对民办教育的鼓励扶持政策等各方面提出了多项措施。从目前来看,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已经取得良好开局,国家先后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教育咨询委员会,有关部门为贯彻落实《规划纲要》先后出台了100多个重要文件,全面启动了10个教育发展重大项目和10项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正在制定《民办教育发展分规划》,积极协调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法规将为民办教育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进一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教育部还带头开展了扶持民办教育专项工作,支持和鼓励有特色、高质量民办学校发展。
2012年11月,教育部在《教育部公报》中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在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办学自主权和招生自主权方面都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不仅明确了民办高校有权选择招生批次,而且在允许申请学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基础上,将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放”给了民办高校,实现了民办高校的平等发展权。地方政府也纷纷行动,31个省(区、市)已先后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地方教育规划,同时,许多地方还相继围绕着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法人属性、产权归属、学校权利、教师权益、会计制度、营利与非营利、合理回报、优惠政策、市场监管、政府服务十大问题展开调研,对一些在国家层面暂时无法突破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制定了促进各类民办学校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措施。如上海、浙江、重庆、云南、内蒙古、湖南等地,建立了民办教育管理综合协调机制,设立了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并在民办学校信用担保、资产管理、财务运行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性改革方案。特别是浙江省温州市,经过充分论证、大胆探索,不仅制定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而且同时颁布了9个配套文件,在地方财政资助、教师平等待遇等方面迈出了全新的一步。这些地方性政策为国家层面制定政策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可以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教育改革的新局面正在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探索及相应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加上广大民办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实践和开拓创新,我国民办高校必将抓住机遇,乘势而起,在改革创新中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必将取得更加优质的教育成果;必将开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吹响了加快提高国民素质的集结号
作为“十二五”期间我国重大战略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由此,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一背景下,基本定位为服务于地区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的民办高校,可谓得道者,发展正逢时。尽管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建设方面必将面临诸多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但抓住机遇,后来者居上不是梦想!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经济的发展从以往主要依靠增加资源和能源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从以往的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其核心是“内生增长,创新驱动”。而创新的本质因素是人的教育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呼唤着民办高校变革传统学科本位的教育理念,走出路径依赖,在化解同质化竞争压力的同时,承担起自己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适合人才的责任。这是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其实质是素质教育,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改变时下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着诸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地方,使教育改革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互为依托,相互支撑,是所有高校面临的新课题,具有体制机制优势的民办高校应当走在前列。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但近年来,应用型高校的教育改革一直在口号中踯躅不前,饱受诟病。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集结号中,应用型高校的教育已经无法再继续依赖以往的路径,必须要动真格的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即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这相互联系的三者,都直接指向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质量。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向应用型高校提出了必须应对的新课题,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者,应用型民办本科教育及专科教育的“产品”是经济社会构架中的中坚,毕业生的良好素质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支撑。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能否培养出优秀人才,尤其是面向行业与区域经济的应用型高校能否向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
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佐证了教育发展往往是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实现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教育发展在促进这种转变中功不可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的过剩供给,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现了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其间,日本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的教育,为日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经济变革,而且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在这场全方位变革中,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间,定位为应用型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面临着同样的突破点,需要同样的勇气和坚持去改革,需要同样的智慧和付出去创新。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民办高校能否紧紧抓住这个机遇,用好这个机遇,顺势而变,应时而变,是其能否大有作为、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能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生力军的关键所在。
重大机遇伴随重大考验,伴随着可以预见、不可预见的种种风险和挑战,这就必然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我国民办高校是按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面向市场,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其办学方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涉及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将为民办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改革提供极好的机遇,而民办高校与生俱来的体制机制又成为这种改革应变的优势条件,真正成为促进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这是民办高校肩负的重要使命和社会责任,也是民办高校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回应。
3.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也必须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已成为21世纪的必然趋势,而民办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之间具有必然联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继续推进必然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机遇。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决定了必须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这是一条国际社会发展的经验。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需要设立大量的高等学校,需要巨额的教育经费的支撑。但各国政府,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无法保证这一投入,这已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且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收效明显。美国私立大学已占大学总数的72.7%,日本占73.6%,泰国占61.5%,菲律宾占80.2%,印度尼西亚占86.6%,韩国占82.2%,印度占73%;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高等私立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
尽管从规模增长看,我国2002年就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求,特别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尚显不足。《规划纲要》提出,2009—2020年,高等教育总规模要从2979万人增加到3550万人,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应该说,这一目标体现了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达到一个高位平台后稳步增长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办学经费不足将是我国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教育经费、各级教育生均经费都远低于世界水平。据有关专家的初步测算,完成2020年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任务,大约需要当时的教育总投入占整个GDP的7%,如果按2012年,教育的财政投入达到GDP的4%,此后逐年陆续增长,到2020年财政投入如果能达到占GDP的4.5%,则完成整个教育的总体任务大约仍有相当于GDP的2.5%,即2万亿左右的资金缺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也只能通过扩大社会投入也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来解决。也就是说,为民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空间。
4.社会多样性教育需求的增长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我国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加快构建终身学习社会,为此,《规划纲要》提出,2009—2020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20~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9.9%提高到20%以上,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也极大激发了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加上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对自我实现期望值的提高,形成了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而公共财政的积累则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渐进过程,如是,教育资源难免会出现局部匮乏乃至总体匮乏状况。为解决这种供需矛盾,民办高校正当其位。这是因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是适应高等教育市场化而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公办高等教育而言,民办高等教育对市场化具备较强的适应性。社会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5.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为民办高校的发展造就了“先机”
民办高等教育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一切资金来源于市场,在细分市场、满足需求中建立自身定位,以效益为中心,以效率为导向,坚持面向社会、开放办学,重视办学特色和教育质量,强调错位竞争和差异化经营,从而谋得学校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这些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无疑对公办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也已经放手让民办高校先行先试,这就为民办高校主动作为、积极进取,力图在体制机制和教育教学改革上闯出新路、积累经验、树立样板提供了“先机”。正如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央主任吴华所说:“没有民办教育,不利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没有民办教育,政府财力无法承担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没有民办教育,传统公办教育满足不了社会对多样性、选择性教育的需要;没有民办教育,传统公办教育的体制性弊端难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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