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迸发巨变，与世界共舞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且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时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仪式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人眼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葡萄牙的大航海家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于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后，明弘治十一年（1498），达·伽马（Vasco de cama）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的各海口，达·伽马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1502）达·伽马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值二百四十万佛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以前，是由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1510）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萄牙。

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uerque）具有极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1510），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亚（Goa），且设总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灭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lacca）。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灭满剌加就是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意中形容实在极了：

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换句话说，明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占美洛居（Moluccas）。明史说：“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然离事实确亦不远。美洛居亦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来欧亚贸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葡萄牙在美洛居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因为哥伦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初年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所以麦哲伦（Magellan）虽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等到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或美洛居更密切。《明史》说：“先是闽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届不返，至长子孙。”西班牙人对于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一年（1593），驱逐过一次。三十一年（1603）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者约二万五千人。崇祯十二年（1639），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章都无暇发了。这样，我民族又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

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侨的。

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未到南洋之前，华侨是那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最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府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中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篱下了。

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地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乐及宣德年间，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在十六世纪又这样地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十六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的缘故。比这样的缘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机，且彼此不相关。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专利。政府所派到南洋去的代表，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说得冠冕堂皇，什么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是为太监们去招徕？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我们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国人压迫在外的侨民。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的私利。这个动机哪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岂不是有霄壤之别吗？

从满剌加，葡萄牙人更进而到中国东南的洋面，初次在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此举中国又如何应付呢？当时中国并不守闭关主义。在葡人未来之先，中国沿海的通商已有相当的发展。暹罗、占城、苏禄、悖泥、爪哇、真腊、锡兰山、苏门答腊、甘榜格兰等国常有船只往来中国。但同时我们没有所谓国际贸易或通商条约，因为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朝”。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是进贡，市舶是随贡舶来的。我的朋友张君德昌直称明正德以前通商为贡舶贸易时期。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番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紧要的是贡有定期，舶有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国人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做买卖了。此中原因复杂，容待下文讨论。

葡人初来广州的是从满剌加坐中国商船来的，贸易未发生困难。第二次，正德十二年（1517），西人的记载说：华人初见其船只之大及葡人的容貌奇异，要拒绝通商；后见其行为和平，巡海水师又得重贿，就许了葡人在上川岛停船贸易。从第三次起，正德十三年（1518），中葡发生许多冲突。由冲突到妥协经过四十年，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中国近代应付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

冲突的发生，第一由于葡人行为凶暴。“剽劫行旅”“掠买良民”“恃强凌弱诸国”等形容词屡见于当时的奏章。并且这些形容词不是虚诬的，西人的记载可做参证。其实在十六世纪，欧人到海外去的可以做商客，也可以做海盗，当时道德观念并未明定这两种人的善恶，不独葡萄牙人如此。至于给事中王希文所说的“烹食婴儿”“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及庞尚鹏所说的“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虽不免历代言官的夸大，亦可表示当时一部分人的印象。葡人这种凶暴，不但危害了中葡关系，且影响了全盘中西关系，因为时人当然把葡人当作西人的代表看待，而他们的行动容易使中国人以看待历代夷狄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初次的印象是不容易消抹的。

葡萄牙人大概从满剌加的华侨及广州沿海的商人处探知了中国的贡舶贸易制度，所以他们初次到中国的时候，亦借口进贡。但是进贡须朝廷许可，得列藩封以后始可执行。葡萄牙之灭满剌加是他进贡资格的大障碍。正德十五年（1520）年底，御史丘道隆曾说过：

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藩，声罪致讨。

葡萄牙的使者虽到了南京及北京，因满剌加的缘故及使团人员的失礼，于世宗嗣位之初（1521），惨败而归：其舌人亚三伏法，正使汤姆·皮雷斯（Thome Pires）死于广东监牢。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的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简单。经过几次交战，尤其是嘉靖二年（1523）新会西草湾、二十六年（1547）漳州及二十八年（1549）诏安等役，我们知道了葡人火炮的厉害。“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新会城，炮声殷地。”西草湾之役，中国得了几尊火炮，海道副使汪鋐送至北京，说其大者能击五六里。《明史》加了一句：“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于是“佛郎机”又成了利炮的别名了。我们虽与葡人打了好几次仗，且是得胜了的，他们仍继续前来。《明史》说：“吏兹土者（在广东做官的人）皆畏惧莫敢诘。”

除威胁外，葡人尚可利诱。利有好几种：有通商自然之利、法内之利，亦有法外之利。嘉靖八年（1529）左右：

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诸藩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年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船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利四。

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又非吾人所能想象者。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后），“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国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中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中华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

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回福建去运动。高寀不但甘愿，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许与之，盟已就矣”。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不敢违旨开禁，不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有同类记录。这时英商企图在华通商苦无门可入。东印度公司日本经理柯克司（Richard Cocks）于是联络长崎华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天启元年（1621）一月，柯克司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二千两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后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的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人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现在我们应能了解十六世纪中西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究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这种基本的趋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

最初明令特许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1535），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舶口于濠镜”，由葡人“岁输课二万金”。“濠镜”就是澳门的别名。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是这样发生的。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嘉靖十四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

三十二年（1553）番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栋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

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宄安诘，制御安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食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我则制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需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生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年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亦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万两的净利。果亚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高达七十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的帝国政策最注重的是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国内的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经过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万历八年（1580），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就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十六世纪，到了十六世纪末年，他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西班牙也是十六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十六世纪末年。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1622）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1623），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而专意经营台湾。

彼时台湾虽未入中国版图，国人在那里垦荒的已经不少。嘉靖末年，海盗林道乾曾据其地。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和郑芝龙在此地住过。崇祯中年，芝龙降于福建巡抚沈犹龙，并受了明朝的官职。适福建大旱，芝龙就提倡移民于台湾。“鸿荒甫避，土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荷兰人不过在安平、鸡笼、淡水建立货栈和堡垒。“荷兰专治市航，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明亡，芝龙降于清政府，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一带的地方与清对抗。顺治十七年（1660）成功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率领部队去占台湾，也可说去收复祖业。荷兰人死抗，但在爪哇的公司接济不上，台湾遂于顺治十八年（1661）完全变为中国人的土地。从此荷兰人与郑氏为仇而偏袒清政府，想乘机得与中国通商。康熙二年（1663）施琅夺取厦门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派船来协助，康熙帝还赏了“荷兰王”缎匹银两。从此公司得在厦门通商。

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政府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1655）“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动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十七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英国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侨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国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侨商购置以了事。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国人的批评。崇祯八年（1635），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个团体派了威得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国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1664）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人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船白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中国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设法。康熙九年（1670），公司居然与“国姓爷”郑经定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剃发投降，台湾也入了清朝的版图。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是，英国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其实在十七世纪，英荷海权膨胀的时候，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并无新发展。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同因通商对中国的内战有所偏袒，但并没有影响以后的关系。在这百年之内，近代世界大变局，在东南方面，进入了一个凝滞时期。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大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究未在中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中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中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

俄国人于万历七年（1579）越乌拉尔山而进侵西伯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崇祯十一年（1638），其先锋队遂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亚洲北部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平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中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争和交涉，我已撰有专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原载《清华学报》，中央日报社近有影印本）讨论此事。这里我仅须指出其有关于中国国际地位者。

第一，俄国未占西伯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十七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未有的变局。

第二，当时人虽不知道这个变局的重要，但在应付上，他们的成功是中国近代外交上空前绝后的。根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条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省及滨海省也是中国的领土。《尼布楚条约》的东北是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达到二百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都到海，都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岭的自然界线——在交通上及国防上，那时的东北是完全的。

我们在十七世纪能得这种成绩，一面是因为机会好，一面是因康熙皇帝处置得当。彼时西伯利亚的交通极不方便；俄国在远东的国力极其薄弱；俄人对远东的地理知识亦极缺乏；俄国最大的希望是与中国通商：因此，我们的外交困难并不甚大。同时康熙皇帝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们注意。事前，代表团得着皇帝批准的确切的训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时候，我方代表全未以上国的使者自居，中俄双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条约》是中西最早的条约，也是中西仅有的平等条约。彼时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清朝的江山已经稳固。何以康熙帝独于此时放弃“一统无外，万邦来朝”的态度呢？若说满人在那时尚未完全接受汉人的传统，所以能以平等待外国人，那么在顺治年间，满人的汉化程度更低，应该更能以平等待人。顺治年间给荷兰人的“敕谕”，我们在上文里已经引过：其态度的高傲也就够了。并且顺治十三年（1656），俄国特使背喀甫（Baikoft）到北京的时候，因“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十七年（1660），俄国使者又因“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在顺治年间，俄国已期意与中国和平交涉，无奈这些体制问题把交涉的路堵塞了。康熙的态度诚难解释，但此态度是外交顺利的一个成因，这是毫无问题的。

《尼布楚条约》的第六条也表示康熙时代朝廷态度的特别。这一条说：

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地从一国到对方国，唯必须携带护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

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从此清朝统一了中国。于是清圣祖不但下决心来解决黑龙江一带的中俄问题，且在沿海通商制度上，辟了一个新局面。此前在军事时期，清廷曾禁人民下海，甚至强迫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以免他们接济“叛逆”。康熙二十三年（1684），圣祖下明诏开海禁。这个谕旨虽准许了国人下海，并没有明文许外国人进口，但是事实上无论哪国人要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来通商，中国一视同仁。所以在十七世纪末年及十八世纪来中国通商的，如奥国（双鹰国）、普鲁斯（单鹰国）、丹麦（黄旗国）、美国（花旗国）、比利时、法兰西均没有遇着葡萄牙在十六世纪及英荷在十七世纪初年所遇着的困难。

同时清廷正式设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的由各省巡抚兼。按法律，中国的旧关税制度完备极了、公道极了。圣祖的训谕说：“各省关钞之设，原期通商利民以资国用”；“国家设关榷税，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世宗的旨趣相同：“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累商，所以便民而非病民也。”高宗也说过：“朕思商民皆为赤子，轻徭薄赋，俾人民实沾惠泽，乃朕爱养黎庶之本怀。”户部颁有税则，其平均率不到百分之五，比《南京条约》以后的协定税则还要低廉。防弊的法令也极森严：

一、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列本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应刊本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掩以他纸，希图高下其手者，该督抚查参治罪。地方官将应刊税则下行详校，致有舛漏，或更扶同徇隐者，并予严参。

二、各关应征货税，均令当堂设柜听本商亲自填簿，输银投柜验明放行。其有不令商亲填者，将该管官严加议处。

很明显的，中国自十七世纪末年起，已有了法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实际上，中国海关收税的情形不但离高尚道德甚远，且与法律绝不相符。直到鸦片战争，外商不知中国的税则的模样。历康雍乾嘉四朝，外国人索看海关税则多次，每次概被衙门拒绝。关税分两种：船钞与货税。照户部的章程，船钞应丈量船的大小而定：大船约纳一千二百两，中船约九百六十两，小船约五百四十两。实际除船钞外，还须“官礼”。在十七世纪末年，官礼的多少，每次须讲价。到康熙末年，十八世纪初年，官礼渐成固定：不问船的大小，概须送一千九百五十两，比正钞还多。货税也有正税及“陋规”。陋规最初也是由收税者及纳税者临时去商议，到康熙末年，大约已达货价百分之六，比正税亦大。雍正初年，杨文乾以巡抚兼关监督的时候，官礼报部归公，于是官吏在货税上加了百分之十的陋规，名曰“缴送”。正税及各种陋规总起来约当百分之二十，这是中国实行的税则。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茶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国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国人交易。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吏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国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国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国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国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象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需有“通事”随行。“外夷”不许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官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国人开盘踞之渐；（二）防止外国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国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勉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国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幸而在十八世纪与中国通商的最重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东决定，股东的目的在红利。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买卖既大赚钱，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又幸而在十八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希望。乾隆五十三年（1788）英国外交部遂采纳这个办法。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怕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帝的时候，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遂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做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也是礼仪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国之一。英国外交部给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住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应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十八世纪末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

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译文变为：

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www.xing528.com)

原文第二句是：

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France and Ireland etc.，etc．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译文变为：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英国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国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征瑞如何招待。

……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征瑞预为布置：

……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征瑞的婉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国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敕谕拒绝一切。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由现代的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怪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征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和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与他见面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国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的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乾隆五十三年（1793）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1796），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嘉庆八年（1803）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到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国人知道得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国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嘉庆二十一年（1816），罗尔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国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国人认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国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地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二十年（1840），外国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1832—1833）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1833），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之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的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为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太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

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莺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

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候，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蹲、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禁烟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林文忠于道光十九年（1839）春天到广州。

广东的中外烟商对于朝廷及官吏的禁烟实是司空见惯毫不在乎。他们以为文忠一定是和别的官吏一样，初到任时，摆个架子，大讲禁烟，架子摆得愈大不过表示要钱愈多。他们想拿对付别的官吏的法子来对付文忠。不幸文忠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他下令要烟商完全把鸦片交出来。烟商不听令，他就撤退十三行的仆役，断绝接济，派兵封围十三行。这个办法不是文忠独创的，广东几百年来“驭夷”的方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派兵船到海上去拿烟船呢？因为他知道中国兵船的力量不够。他为什么不分好坏把外商都封锁起来呢？一则因为好坏难分，二则因为三百多个外商之中，只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做过鸦片买卖。他为什么把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也封锁起来呢？因为中国与英国没有邦交，不承认有所谓商业监督存在。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别的方法。他是中国纯粹旧文化的产物。他的特别是他忠实地要行孔孟程朱之学，不只口讲而已。

义律知道了没有法子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于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令英商把所有的鸦片交给他，由他发收据。英商喜出望外，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追索财产或其赔偿。这一举是林文忠的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有此一举，他得了两万多箱的鸦片烟，简直一网打尽。他的报告到了北京的时候，宣宗批谕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同时因为义律玩了这套把戏，他交出的鸦片已不是英商的私产，是英国政府的公产。因此这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收了毁了，朝廷升他为两江总督了，普通官吏大可就此收场。林文忠则不然，他要办到底。他令外商具一甘结以后不再做鸦片买卖，如做而被发觉，货则入官，人则处死。不具甘结者，他要他们回国不再来。义律率领英商既不具甘结，也不回国。他的实在理由是要等英国政府的训令然后再做处置。林文忠则以为义律与烟商狼狈为奸，从中取利。所以他就下令禁止沿海人民接济淡水食物，因此在这年秋季中英就兵火相见了。

在义律方面，他这年秋季及次年春季所有的武力仅两只小船，其余都是商船临时应战。他与林文忠两次的冲突，他不叫战争（War），只称报复（Reprisal）。文忠的军事报告不免言过其实，这不是水师提督关天培蒙蔽他，就是他有意欺君。不幸关天培颇负时誉，林文忠的官声素好，所以时人就信他们是百战百胜的。文忠于军备的努力亦言过其实。他买了一只外国旧商船，改作水师练船。他又买了些外国的小炮，在虎门口，他安了一根大铁链子，以防英船的驶进。他令沿海居民办团练，他是相信可以利用“民气”以御外侮的。他自信很有把握，最可惜的是，时人也相信他有把握。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季，英国水路军队到了中国洋面的时候，他们不攻广州，反攻珠山。文忠及时人的解释是英国人怕他的军备！

英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得鸦片赔款，一个是要大修改通商制度。英国以为打仗应在北边，交涉更应近北京，不然，不能收速效。所以占了珠山以后，英国交涉员就率领舰队到天津去，在天津负责交涉者是琦善，他对英国武备加以研究以后，就认定中国绝不能与英国战，于是不能不和。适英国政府致中国宰相书为琦善开了讲和之路。该书要求条款甚多，没有一条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横暴。琦善把这个交涉当作一场官司办：英国人既说林钦差欺负了他们，那么查办林则徐岂不可以了事？以中国皇帝的命令去查办中国的疆吏不但无损国体，反足以表示中国的宽大。义律以琦善的态度开明，交涉不能失败，就答应率舰队回广州再议。林则徐闯出大祸，致定海县失守；琦善凭三寸之舌把英军说退了，宣宗就罢免林则徐派琦善去查办。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又旧话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国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要他们要求中国割一岛，如中国不愿割地，则加开通商口岸。这点选择是中国外交唯一的机会。琦善看到了这个机会，主张不割地，只加开通商口岸。清廷不许割地，也不加开通商口岸；义律则一心要香港。于是主和者的琦善也与英国人决裂了。军事失败，以后就订《穿鼻条约》，割香港与英国。清廷得信以后，就把琦善革职拿问。宣宗从此一意主战。

既然主战，宣宗就应该复用林则徐。文忠自告奋勇，愿到浙江去收复失地。在浙督师的裕靖节亦竭力保他能胜任。于是宣宗令文忠到浙江去戴罪立功。不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季，英国新军将到浙江的时候，宣宗临时又把文忠遣戍伊犁。是以这位自信能“剿夷”，时人也信他能“剿夷”的林则徐终于没有机会可以一现他的本领。

因此，我们的鸦片战争虽败了，大败了，时人绝无丝毫的觉悟。他们不认输。他们以为致败之理由，不在中国军备之不及外国人，是在奸臣误国，使林文忠不得行其志。好像两个球队比赛，甲队的导师临时不许其健将某人出场，以后败了，其咎当然在导师，不在球队。在道光年间，中西文化如要比赛的话，无疑地，中国队员的队长自然是林则徐。则徐未得出场，国人当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这个大波折，国人又酣睡了二十年。

负责办理战事善后者是伊里布及耆英。伊里布秉承琦善的衣钵，而耆英又秉承伊里布的衣钵。他们是“抚夷”派。他们抚夷的方法见于他们所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

中国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

英国战争的目的完全达到了。通商制度大加修改了。我们现在把南京、虎门、望厦及黄埔诸条约当作最早的不平等条约看，因为这些条约里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我们不可就下结论说这些不平等条款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工具。道光时代的人的看法完全与我们的两样：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因为他们想以夷官按夷法来治夷人是极方便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想把税则一五一十地订在条约里可以免许多的争执，并且者英所接受的协定税则比中国以往国定的税则还要高。他们不反对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中国人要到外国去，其实当时的法令禁止人民出洋。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国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订的。原来外国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国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为外国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他们，不论抚夷派或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剿夷派很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他们认为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我们可以说，在道光、咸丰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继任的是耆英。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乎全成于耆英之手。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

……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夷人会食，名曰大餐。……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奴才踧躇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

耆英所谓“驭之以术”，就是肯与外国人交际。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乃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剂。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国人，而外国人的气焰自然亦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广州人坚持不许外国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英国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国人则劝其不着急。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因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

唯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广缙也是佩服林文忠者之一。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徐广缙秉承林文忠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广缙遂以英国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四字。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文宗亦有此意。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藩夷政策并不因此修改。在广东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约。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到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外国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国人以启衅的口实，咸丰六年（1856），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这时拿破仑三世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名琛不和不战，终为英国人所掳。咸丰八年（1858），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国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已失权利。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国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均反对这个内定办法：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国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清廷于咸丰八年（1858）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国人再据天津。中国愿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国人不能武装进京。外国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国人大失败。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终至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中国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国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些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至于治标方面，奕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的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