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下移：私学兴盛，士的崛起

在西周时期，学术与前面讲到的井田、手工业、商业一样，都是官营的，名之为“学在官府”。这里说的“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包括传授和学习统治方略，使整个社会能平稳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在《周礼·地官司徒》中称为“邦教之官”或“教民之官”，简称“教官”。这些教官有多少人呢？按《周礼》说的数一下，共有四万一千六百九十五人，列出七十八种职官。天下那么大，事情那么复杂，要那么多“教官”也在情理之中。这些教官都是由周王任命、由官府统管的。正如侯外庐所指出的：“在生产资料国有的情况下，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16]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土地国有、宗法制度和学在官府是三位一体的。

春秋时期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表面上看，写的是一种自然现象，经过“三川皆震”的大地震以后，有些原来是高山的地方，现在陷落为深谷了；有些原先为溪谷的处所，现在上升为丘陵了。实际上《诗经》中的这首诗暴露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大变异：高高在上的王族塌垮下去了，而原先处于下层的人反倒居于上位。在社会大动乱中，土地国有也就是土地王有再也不存在了，原先相对严密的宗法体系也分崩离析了。《荀子》上说齐桓公一下就“并国三十五”，《韩非子》上说晋献公数十年间就“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原先按宗法的“亲亲”原则组建起来的封国制度立马被打得乱七八糟。这些都是“学在官府”的社会基础。现在基础没有了，“学在官府”这一套上层建筑怎么还支撑得了？

“学术下移”是势所必然的事了。

“学术下移”首先表现为本来属于周王室掌控的“教官”的大量流失，流向了四面八方，流向了民间。如世代掌握周史的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先祖）流落到了晋国，以后又分散到了卫、赵、秦诸国。各诸侯国的史官也往往下到民间。他们把鲁国的史书《春秋》、郑国的史书《志》、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táo wù）》等都一股脑儿地带出了宫廷，一些原先鲜为人知的宫廷秘事也流向了民间。另外，还有大量的文化官吏和百工人士，带着宫廷的典籍、文档、礼器、乐器逃到了四面八方，他们在民间定居了下来，如果有人赏识他，就在那里传播文化，没人赏识就过起隐居生活来了。就拿乐师来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táo）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可以想见，乐宫中的头等乐官太师带头出逃，二等（亚饭）、三等（三饭）、四等（四饭）的乐官也就跟着出逃，下面击大鼓的（鼓方叔）、击小鼓的（播鼗武）、乐官的助手（少师阳）也一起出逃了。这样的集体出逃、分流四方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促成“学在官府”体系衰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受教的官僚子女本身对学习的厌倦，他们养尊处优，不学习照样可以获取高官厚爵，因此根本就不想学习。鲁昭公十九年（前523），曹平公去世了。各路诸侯都齐集到曹国去参加葬礼，周大夫原伯鲁代表周王室参加了丧礼，鲁国国君也参加了曹平公的丧礼。丧礼毕，曹国新任国君曹悼公留各路诸侯住宿，使大家有一个聚谈的机会。周的这位特使原伯鲁是分管文教的，可是，他坐下来只谈吃喝玩乐，一点也不谈学习，“与之语，不说学”。鲁国国君回国后与大臣闵子马谈到原伯鲁的“不说学”，大臣闵子马感慨万千地说：“这说明了周朝将要发生动乱了，甚至可以说要灭亡了。那些当官的只考虑怎样保住官位，根本不考虑学习问题。周王室有些人甚至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一个王朝到了‘苟而可’的地步，它还能维持多久呢？学习，就同种植树木一样，不加栽培，树木的枝叶就会落尽，长久了整棵树也会枯死。周王朝怕是不行了吧！”

这是一段关于一个王朝的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论述。周的贵族层面都认为不要学习，那主管学习的机构也自然会衰微了。

学术下移直接促成了私学的兴盛。有学者给私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不是由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正规学校制度之内，由私人或私人集团来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活动。”[17]这个说法还是可以接受的。下面我们对私学作一点简单的剖析。(www.xing528.com)

办私学，就得有老师，而且这批老师又是不受官府控制的、有自由身份的人。这些人哪里来？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原先“学在官府”中逃跑出来的官僚，现在流落民间了，因为他们有文化，因此有资格当私学的老师。另一来源是民间的一些文士走上了私学的讲坛，他们的学识往往是自学成材的。在同时代的文士中，孔子当然是最杰出的一个，其他可以与之比肩的还有不少人，如墨翟、叔向、史墨、关尹、孙武，等等，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弟子的专门训练，是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上了私学的教学岗位。

也有相应的需要。原先贵族子弟在“官府”中学习，现在官府中的教育机构垮了，那些还想让子女成才的官僚只能把目光转向私学。另外，社会中广大中产阶层，甚至社会底层中那些有追求、有向往的人也希望自己或子女能有学可求。这样，可以说私学的兴盛是必然的了。孔子三十岁那年当上了老师，主要是时代的因素。鲁国的“三桓”当时是实权派，也有把鲁国搞上去的想法，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争气，接好自己的班。听说孔子是“圣人之后”，他自己又是个最知礼的人，“三桓”家族的孟僖子就找上门来，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孔子的学生。孔子从收这些学生开始，一发而不可收，这个私学老师就当定了。

关尹像

私学的一大特点是“有教无类”。这个命题是孔子提出来的，但是，可以说所有私学的老师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墨子。据说，他的学生也是遍天下的，其中有来自齐国的，来自鲁国的，来自楚国的，来自宋国的，来自秦国的，覆盖的面十分的广大。他招收的学生也是从十多岁到五十来岁不等的。家境也不同，有务农的，有出自手工业者家庭的，也有以渔猎为生的，当然最多的是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其品性也不同，有比较老实规矩的，也有原先有一定劣性的。高石子、高何、县子硕这些孩子原先是“暴者”，也就是老打群架的差生，后来被墨子收下，改造过来了。这样的“有教无类”实在好得很。

这里值得强调一下的是私学的人文色彩。西周的统治者是崇“天”的，用天命观来控制民众。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失德”，人们对“天”的观念也淡漠了，甚至在《诗经》中出现大量“恨天”、“怨天”、“骂天”的篇章。人们的注意力从“天”转向了“人”，转向了“民”。有人说：“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私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目标都体现了人文精神。从孔子到墨子，到孙子，都强调教学不只是学“文”（文化），而是以“成人”为本，这与培养官僚为本位的原先的“官学”是完全不同的。

“学在官府”之学是有一定的学制的。从一些文献资料看，不同地位的人，入学的年龄也不一样。比如，王太子的入学年龄是这样规定的，“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可见小学是七年制的，大学如果是二十岁毕业的话，那是五年制。至于公卿太子、大夫嫡子，则要求“十三岁入小学，二十时入大学”。这样推算起来，小学还是七年制，大学可能还是五年制，只不过年岁往后顺推了五年罢了。而私学是没有原先意义上的那种学制的，也不规定入学年限。谁要想上，都可以上。孔子的三千弟子，年岁最小的比他小五十多岁，是孙子辈的人物，年岁大的与孔子差不多，比如颜回的父亲就这样。读多少年也没规定，学了一段时间你自己感到已经可以了，或者有了职业上的某种趋向，就可以自我“毕业”，一切以实用为准。这也是私学胜于官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