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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产铸刑鼎引领中国历史新时代

时间:2023-10-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最为重要的是,子产实行了“铸刑鼎”。《左传·文公六年》有关“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的记载郑子产的“铸刑鼎”引起列国的巨大反响,晋国的叔向情绪激动地写信给子产,表示坚决反对。郑子产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在给叔向的回信中明确表示:“铸刑鼎,吾以救世也!”子产的“铸刑鼎”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2]而这种过渡是发端于子产的“铸刑鼎”的。

郑子产铸刑鼎引领中国历史新时代

郑庄公率先打破周王的权威,在春秋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作为一个小国,在以后引发的大国争霸中并没有给郑国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好处。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那是郑国最强盛的时代。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之后郑国国内就发生变乱,郑一直在走下坡路。郑庄公“小霸”时得罪了不少国家,一看郑破落下去了,就赶来报复。公元前698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第三年,宋、齐、蔡、卫、陈五国联军伐郑,焚烧了郑的渠门,攻入了城内的大街,又侵扰了郑的东郊,夺取了牛首之地,甚至把郑祖庙的椽子都拆掉了。郑不只是吃了败仗,还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铸刑鼎

之后,郑作为一个小国,一直夹在诸大国中间受到种种胁迫,处境十分困顿。由于处在“百战之地”的中原,郑不只受到中原大国的欺凌,连南方北上的楚、吴、越等国,也往往把郑当作利用或打击的首选对象。

郑国在困顿中,其统治层中头脑清醒的一些人,开始思考起了小国在乱世如何自处这样一个问题了。

郑简公元年(前565),郑国的贵族出兵攻击蔡国,一举打败了蔡军,而且俘获了蔡军的一员大将。这时,郑国可以说是举朝皆贺,认为这可为衰弱中的郑国出了一口恶气。这时,年方十九的子产站出来反对,他说了句令满朝文武都大为震惊的话:

“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

大家都很想听听子产对这句话的解释。子产分析说,蔡国是楚国的友好国家,郑国打败了蔡国,楚国会不出来帮忙吗?楚国一出兵晋国也会卷入,如果晋、楚都来攻打郑国,郑国还会有活路吗?恐怕要不了四五年,郑国就要灭亡了。

郑子产“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一语深深震动了朝中百官的心。郑简公三年,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一群暴徒冲入宫内,杀死了主政官,子产的父亲也在抗暴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子产二十二岁,他果断地站出来平定了暴乱,维护了郑国的安全。

子产英雄果断,成了郑国众望所归的人物。简公十二年(前554),子产被任命为卿,第二年命为执政。子产执政凡三十三年,改变了郑的面貌,同时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时代中国的面貌。

那么,子产所谓的以“文德”而不以“武功”治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子产画像(清代金农绘)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社会,子产的“文德”从田制改革入手。自西周末年以来,井田制受到了破坏,大量土地落到了社会的权贵阶层手中,子产想通过“田有封洫”的办法重新丈量土地,使被权贵侵吞的相当部分土地回归到农民手里。这是一个大手笔,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子产“文德”的第二个举措是“作丘赋”。以前,很多有特权的人都是不供应军赋的。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现在子产就按照“丘”为单位派赋,郑国任何权贵都要在自己的“丘”内纳赋。这样做当然会让老百姓拍手称快的。(www.xing528.com)

最为重要的是,子产实行了“铸刑鼎”。这是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实施的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就是国家制定成文法律,将这些法律条款铸在刑鼎上,让全国的每个人都知道,从而达到严格执法的目的。

左传·文公六年》有关“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的记载

郑子产的“铸刑鼎”引起列国的巨大反响,晋国的叔向情绪激动地写信给子产,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这样把法律一公布,那老百姓都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了,大家就不会再按礼俗的规范去做,而是引征刑鼎上的条文去定是非了,结果会使刀尖那么细微的事也会争议不休了。”郑子产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在给叔向的回信中明确表示:

“铸刑鼎,吾以救世也!”

子产说的是心里话,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挽救这个世界,让老百姓过上更安定、更有尊严的生活。在子产死之前,他给继任者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他说这话的中心思想是,当政者一定要严于法纪,学会以法治国。

夔凤纹罍(春秋晚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子产的继任者没有深刻领会子产的遗嘱,走了一段弯路。面对违法者,继任者不忍猛而从宽,结果“郑国多盗,聚而闹事者众”。继任者后悔没听子产的教诲,说:“我如果早听从了先生的教导,就不会这样了。”于是,就兴兵攻杀那些盗贼和无端闹事者,“尽杀之,盗少止”。

子产的“铸刑鼎”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一些前辈学者指出:“春秋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由秘密法阶段开始向法典时代过渡的标志。”[2]而这种过渡是发端于子产的“铸刑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子产的这一行为的确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子产“铸刑鼎”后二十三年,赵国赵盾专国政,开始“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左传·文公六年》),即制定办事章程,建立刑法律令,审理狱中刑事案件,督察追捕逃亡的罪犯。这是一部完整的法典。七年后,晋国进一步修内政,赵鞅、荀寅将法典铸于铁鼎上,这就是晋国的铸刑鼎。

郑国和晋国的铸刑鼎,虽然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批评,但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此后各国纷纷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成文法,如齐国的《七经》、楚国的《宪令》、韩国的《韩符》、赵国的《国律》、魏国的《魏宪》等。

郑国的历史差不多贯穿了整部春秋史。它的前半期以武力征讨的“小霸”形象为世人所熟知,而后半部郑史却以“救世”的“铸刑鼎”著称。郑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活教材,它告诉世人,国无分大小,最终的结局总是要走向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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