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小传：青少年时期充满爱国情感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南开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拓者，也是民国时期书生从政的典型。

蒋廷黻自幼入蒋氏家族之私塾，从诵读《三字经》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他快速的诵读记忆能力，被家人当成可入翰林院的神童，被族人寄予学而优则仕的厚望。后因蒋家私塾简陋，先后转到赵家私塾、邓家私塾。科举制废除后，蒋廷黻于1906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小学，课程包括国文、数学、修身、图画、自然。随后，蒋廷黻转入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湘潭益智学堂。他努力学习数学、英语，对《圣经》与主日学不感兴趣。从林格尔夫人教授的“西洋史”中，蒋廷黻学到了有关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的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林格尔夫人帮助下，时年17岁的蒋廷黻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派克威尔镇的帕克学院（Park Academy）。蒋廷黻在那里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拉丁文与英文有了很大进步。1914年，蒋廷黻转往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继续大学学业，主修历史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他认识到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张力，文学课上他尝试将中国诗翻译成英文。1919年，蒋廷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先读新闻，后改政治，又转攻历史。他选修过穆尔教授的“国际公法学”、吉丁斯的“社会学”、塞尔曼的“公共财政”、邓宁及拉斯基的“政治学原理”、沙费尔德的“欧洲发展史”等课程。欧洲的扩张史使蒋对于帝国主义、殖民化问题，有了自己的思考。

蒋廷黻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是卡尔顿·海斯。海斯属于美国“新史学” 派，该派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倡导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海斯在哥大的研究方向是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则是《劳工与帝国》，研究1880年以后英国工党及工党议员对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该书出版时，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

爱国情感贯穿于蒋廷黻的青少年时期。在明德小学，高年级学生中盛行的“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的爱国言论即影响了年幼的蒋廷黻。在湘潭益智学堂，他时常做的“白日梦”就是“救中国”。1908—1909年间，蒋廷黻已经剪掉辫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蒋廷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欧柏林毕业后受青年会派遣，赴法国慰劳中国劳工。华盛顿会议期间，蒋廷黻参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

1923年，蒋廷黻博士毕业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担任系主任兼文科主任。南开六年期间，蒋廷黻主持设置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同何廉一样，蒋廷黻也是在南开倡导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执教南开期间，他起初敬佩于张伯苓校长的朴实与实干，又对从美国学到的新鲜理论与南开“太土”“太保守”之间的差异感到不耐。很快，他认识到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蒋廷黻亲自带领学生到八里台村、裕元纱厂调查农民、工人生活，在抵货运动中建议学生将禁售日货改为设爱国捐，并建议设立工业研究机构以改善产品。

1929年，蒋廷黻应清华校长罗家伦之邀，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主政清华历史系期间，蒋廷黻参加学校评议会，参与改善学校行政。他利用清华资助学者进修深造的有利条件延揽人才，引进年轻教授。蒋廷黻还致力于改革课程体系。当时，许多归国学者长于讲授西洋历史，但无法讲授中国史。他鼓励学者担任中国史课程教学，延聘人才使中国史的每一时段都有专门学者教授与研究。外国史方面则特别重视俄国史、日本史研究，鼓励青年学者赴国外深造后回国讲学。

从事学术研究期间，蒋廷黻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产生浓厚兴趣，发掘并开垦出一块“新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他主持整理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外交史资料汇编。两卷分别收录从1822年至1861年、1861年至1895年共计799种（篇）外交史资料。他还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重要论文。

蒋廷黻的教学管理与治学，鲜明体现出“新史学”的路径与方法。这体现在他广阔的治学视野与史观、“内省”式的反思姿态，以及中外史料交相印证的材料运用上。

蒋廷黻强调，历史研究应重视历史源流与发展的整个脉络，而不应采取为版本而研究版本、为古籍而研究古籍的旧方法。在他看来，为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综合性的视野不可或缺。帕克学院、欧柏林学院文理皆修的美式博雅教育，使蒋廷黻受益匪浅。他在南开担任文科主任期间，也引导文科学生兼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他也希望学习历史学的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等。

完成于1938年春夏之间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即是蒋廷黻史学观念的具体体现，蒋廷黻称其是“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之“初步报告”。全书分4章22节，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突出了中国走出“中古状态”，而迈向“近代化”与“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的主旨。这部5万余字的作品，引领了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某种意义上，“蒋廷黻之问”可以概括为：中国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不倾向于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野蛮与残酷，而是进行内省式的反思。他认为，中古式的政府、中古式的士大夫、中古式的人民，天然不足以与现代西洋文明对抗。这一判断，影响了他对林则徐、琦善、李鸿章等人的研究。(www.xing528.com)

中国学者在国内展开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蒋廷黻是从档案史料入手的先驱者之一。具体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而必须广泛搜集各国材料，否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在南开期间，他积极寻访名人后裔、收藏家搜求一手史料。他为清华收集清宫档案、善本书籍、权臣文件信札。因公务出访国外，他也抽时间收集有关中外关系之材料。

在高校教育方面，蒋廷黻倡导教育改革，重视教育服务于社会。他批评中国传统读书人食古不化、脱离实际，留洋学生只会照搬洋书教洋课，学生只忙于听讲、应考。蒋廷黻认为，教育应“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期待中国教育家“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

湖南同乡魏源、郭嵩焘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也在无形中影响着蒋廷黻的人生道路选择。他积极入世，从书生论政走上书生从政的道路。

1928年夏，蒋廷黻参与张伯苓组织的东北考察活动。他主动面见杨宇霆，讨论东北开发以及与日本人之间的经济竞争。他甚至认为，东北问题比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为急迫重要。蒋廷黻也曾带着好奇心游历中国内陆地区城市，考察各地社会生活，思考各处的历史、发展、兴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廷黻和胡适等友人发起、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就“建国问题”“民治与独裁”等问题展开大讨论。胡适主持编务，蒋廷黻与丁文江协助。他们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这一时期，蒋廷黻也在《大公报》发表多篇文字。胡适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弊端缺乏足够认识。蒋廷黻则认为，经济应先于政治，发展科技、从事生产及公平分配社会财富，都比宪法与议会更重要。他和胡适观点相近的是，两人均反对立即对日作战，认为现代化的战争需长期准备。

1933年，在吴鼎昌、钱昌照安排下，蒋廷黻与何廉同去庐山牯岭面见蒋介石。他也同汪精卫讨论过时局与外交。1934—1935年间，他访问了欧洲，与苏联有秘密外交接触，访问政界学界精英，也收集有关清末外交史料。

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院长，蒋廷黻担任政务处长，为蒋介石拟定相关行政政策。蒋廷黻作为无靠山、无党派、无群众的书生，以学者身份走上从政之路。他向蒋提出了增强行政效率、改组中央政府的具体建议。蒋廷黻认为，既然自己的目的是从政，公职不是应酬私人的礼物，故一概拒绝湖南老家亲戚的求职请求。他还推动了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成立，组织学者从事行政改革研究。

1936年至1937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在他看来，苏联的欧洲防务重于亚洲，期待苏联牺牲自身利益帮助中国抗日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与几个国家结盟的可能性大于与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并将上述见解向蒋介石汇报。

1938年至1944年间，蒋廷黻再度担任政务处长。他主持国民党中央部会及省市预算的编制与追加预算，秉公处理不徇私情。他力图改革宝塔式的层层传递的公文旅行，但收效不大。蒋廷黻发起创办《新经济》半月刊，讨论战时与胜利后的国家建设方案。他检讨百年来外交的失败——不在不爱国，而在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不彻底、外交上士大夫式的虚骄。他甚至和好友陈之迈憧憬过抗战胜利后自己担任台湾省主席，陈担任香港市长的从政梦想。

1944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蒋廷黻被任命为常驻华盛顿的中方代表，并兼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他主张“寓建设于救济之中”，但能做到的只是些微解决紧急状况的粮食救济。1947年9月，蒋廷黻担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担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蒋廷黻病逝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