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风暴：反对关税会议与首都革命

1922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的要求，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关税应照实价采取值百抽五的原则，只是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政府得召集有关各国举行关税会议，商讨筹备裁厘，并在裁厘前加征值百抽2．5的附加税作为过渡的办法。1924年4月，北京政府向有关各国正式提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各国以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不同意召开此项会议。次年7月，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批准了九国公约。这时，段祺瑞政府为加征2．5的附加税以解决财政问题，急需召开关税特别会议。有关各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维持关税协定制度，打消中国人民关税自主的要求，也需要召开这项会议。段祺瑞政府于是在8月18日向有关各国发出举行关税特别会议的正式邀请。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中、英、美、日、意、法、比、葡、荷、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13国全权代表出席。中国以外交总长沈瑞麟及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为代表。沈瑞麟被推为会议主席。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就提出了以下建议：“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二、中国政府允将裁废厘金与国定关税定率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过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三、在未实行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以前，中国海关则除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开始征收。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但由于在会前英、美、法、日四国已商定以二五加税为限，并须对加税用途附有一定的条件，故各国代表拒绝接受以上建议。美、日代表虽表示可以承认关税自主，但必须以裁撤厘金为条件，同时他们采取延宕手段，主张中国关税自主应在三年或五年后实行。会议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未多讨论即转入讨论裁厘办法和附加税税率和用途。美、日两国代表坚持附加税不得超过二五，并须对附加税指定用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有条件的关税自主，而段祺瑞政府则向帝国主义屈服，由代表王正廷于11月3日发表裁撤厘金宣言，表示“裁厘一事，将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一日以前完全实行。”各国代表遂于11月19日通过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其中规定：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同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声明于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即1929年1月1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

但是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厘金是各省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军阀割据局面不改变，裁厘就不可能实行。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议案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此后因时局混乱，段政府岌岌可危，关税会议时断时续，没有具体结果。至1926年4月段政府垮台，出席关税会议的中国代表随之逃亡，关税会议也就开不成了。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声称“决定暂时停止会议”。至此，关税会议毫无结果而告终。

关税会议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召开的。会议之前，1925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向导》和《政治生活》发表了《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关税会议与民众政权》、《帝国主义与关税会议》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企图借此会议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段祺瑞政府则企图垄断二五附加税；号召人民争取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并强调“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更不要忽视了民众政权的斗争。”

关税会议在北京开幕前一天，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200多团体3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运动大会，会后游行，散发传单20余种。次日，关税会议开幕，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广东外交代表团等召集北京180余团体，130余大中学校2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游行队伍散发传单100余种。11月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关税自主决议案》，要求关税会议只能讨论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的问题。5日，新闻界关税自主促成会举行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6日，北京各大学教授关税自主促成会成立，并自10日开始由马寅初等轮流在各校举行关税自主问题讲演。10日，北京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与广东外交代表团等发起成立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示威运动，通电全国采取革命行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还向段祺瑞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即日下野。11日，广东外交代表团召开北京各团体各大学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关税自主三项原则：一、“无条件地收回中国自定海关税率权”；二、“中国自行保管税款及中国自定税款用途”；三、“中国自雇用洋员应不基于国际协定之束缚”。13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对关税会议宣言》，提出“此次会议当要求完全关税自主”，但国民对于北京政府不能信任，因此，“会议应有本党政府参列”。

关税会议于11月19日通过的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对关税自主的真实意图。中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更加高涨。11月22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召开了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北京警厅派军警包围了各集合点，禁止集会游行，群众与军警搏斗，伤100余人，终于冲出包围，2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了集会，通过了关税自主决议案，要求绝对无条件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反对以裁厘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案。同时还通过了“民众自由”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在此前后，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迅速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10月18日，上海市民8万余人在闸北举行市民大会，反对关税会议。会上散发传单数十种，会后举行示威游行。26日，天津关税自主运动市民大会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有天津总工会、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等50余团体及各学校参加。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关税会议和组织关税自主运动大同盟的决议。会后举行游行。31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致电段祺瑞，指出其违背民意召集关税会议，又纵警捕殴爱国群众，全国公愤，要求“惩凶释囚，停止会议进行”。11月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工学联合会等团体5万余人在武昌举行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通过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通电，会后游行示威。

此外，南京、广州、重庆、长沙、郑州、芜湖等地群众也先后举行大会、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关税会议。(www.xing528.com)

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促进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11月下旬在北京爆发了被称为“首都革命”的推翻段祺瑞政府的群众革命运动。

在反对关税会议的斗争中，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嘴脸进一步暴露，广大人民群众对它十分痛恨。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联合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把群众运动推向以推翻段政府、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斗争。区委发动北京各团体积极准备，并决定于11月28日开国民大会，逼段祺瑞下野。

11月28日下午，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约5万人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会场高悬“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的标语。大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报告大会宗旨“在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会后群众即整队出发赴执政府，迫段祺瑞下野。游行队伍以上书“首都革命”的大红旗为前导，工人、学生多手持木棒、长板等武器，沿途高呼“收回关税自主权”、“建设民众政府”、“驱逐段祺瑞”等口号，并散发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言》、《北京总工会宣言》等传单五六十种。国民军派出两个连随大队游行，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到达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时，因有国民军守卫，阻止入内，未能进入段宅。群众当即开大会，议决：“（1）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2）组织国民委员会的政府执行政权。国民委员会之责任：（甲）对外极力谋国际平等地位。（乙）对内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及言论集会之自由。（丙）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大会并决定29日下午在天安门再开国民大会。游行群众随后分赴教育总长章士钊、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叶恭绰以及梁鸿志、曾毓隽等人住宅，将杂物捣毁，同时纵火烧了警察总监朱深的住宅。

29日下午，北京群众5万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大会通过了“即日起解除段祺瑞一切权力，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集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惩办卖国贼，先行查封其所属财产”；“由国民通缉卖国贼，听候国民公判”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少数群众冲入晨报馆，纵火烧毁了该馆部分房屋。

“首都革命”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向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致敬，并号召国民党党员“站在民众前列，为民众之领导与护卫。”全国总工会也号召全国人民“乘机推倒卖国殃民之段政府。”12月间，南京、上海、包头、广州、武汉、郑州、长沙等地革命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支持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

但是，这次北京人民的斗争，由于国民军上层人物改变了态度，没有达到驱段的目的。当时冯玉祥认为，如段下台，无人可代替，将导致混乱。同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等人造谣说共产党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也促使冯等改变态度。27日，冯致电段祺瑞表示拥护他，同时指示鹿钟麟拥护执政，维持治安。于是鹿也改变了态度。

“首都革命”虽未实现驱段的目的，但它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夺取政权的一次尝试。它沉重地打击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使北京革命群众经受了锻炼，并将全国反奉倒段运动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