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农民运动大幅发展，迎来大革命

北伐战争前，广东农民运动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功绩之卓著，影响之深远为各省农民运动之冠。

1925年以后，随着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东的农民组织大力发展，并逐渐走上了全省大联合的轨道。东江和南路地区，随着军事的胜利，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西江地区的农会组织不仅遍布各县、区、乡，而且具有大联合的趋势。中部和北部地区也相继建立了不少农会组织。据1926年5月统计，广东全省已有农民组织的县，从一年前同期的21个发展到66个，占全省县数2／3以上，其中23个县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此时全省的农会会员从一年前同期的21万人增至62．6万多人。此外，为保卫农民协会，保障农民各项斗争的开展和维护社会治安，许多县还建立和发展了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到1926年1月，全省农民自卫军达3万人。此时期的农民组织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当时领导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和组织系统逐步形成。1925年11月4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彭湃为省党部农民部长；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林祖涵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并成立了有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毛泽东和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同年春，广东省农民协会特将全省划分为7个区域，分别在汕头、惠州、肇庆、韶关、海口设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领导的办事处：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惠州办事处、西江办事处、南路办事处、北江办事处和琼崖办事处，中路各县及广州市郊各级农会由省农协直接指挥。上述领导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与组织系统的形成，不仅加强了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而且使范围日渐广大的全省各级农会都统一于省农协的指挥之下，密切了各级农会间的联系，从而使广东的农民组织从过去同姓之组合变为了全省之大联合。

广东农民组织的大发展也伴随着农民斗争的大发展。此时期虽然农会组织普遍遭到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1925年底至1926年上半年，不时发生反动势力摧残农会的血案，但是农民斗争并没因之而窒息，相反地它仍能在血与火中向广度与深度奋进。从斗争的广度来看，农民协会不仅在乡村开展减租减息、反高利贷剥削、抗捐税等组织斗争，而且还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禁赌、筑路、兴办学校等活动。广宁农军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表现尤为出色。广宁县是当时匪患严重的地区，1926年初，当地的土豪劣绅为了破坏农民运动开展后社会上出现的安定局面，纠集大批土匪、民团封锁了当地主要河道，断绝交通，造成贸易中断，粮价上涨，人心动荡。为扭转这一动乱局面，广宁农会在西江办事处指导下，团结各界成立了“广宁人民维持治安委员会”，并以广宁农军为主力进行剿匪斗争，终于肃清匪患，恢复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深受各界民众的赞赏和广东省农协的嘉奖。从农民斗争的深度来看，农会的斗争已不光是停留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水平上，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反抗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改革乡村政治尤其是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政治斗争。广东农民在国民革命的几次重大政治斗争中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如：1925年6月，各地农民协会响应省农协的号召，支援东征军迅速返穗镇压杨刘叛乱——东江各县派遣的3000余人的运输队与北江清远县200多人的运输队，为东征军运送物资；中路番禺县和广州市郊农军，帮助东征军侦察敌情；南海、顺德、宝安各县农民武装进城，枕戈待旦；西江广宁农军协助东征军切断滇桂军队西窜之路。当“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爆发后，全省农村中就有50万余人武装声援“五卅”运动，东江、南路、雷州半岛等地的农民主动协助省港罢工工友封锁沿海各港口、截留英日货，不少农民还踊跃捐款捐粮救济罢工失业工人。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与南征，同样得到东江和南路地区农民的大力支援，不少农民还献出了生命。

正是由于有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有共产党人借助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有从省农会到各办事处以至各基层农会自上而下的农民组织之系统化，加之有国民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才使1925年下半年到北伐前的广东农民运动仍能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得到迅速发展。

广东农民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南、湖北、广西、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北伐前后，这些地区建立了不少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日益增多，以湖南、湖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7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万人，湖北全省农会会员也达到7．2万人。农民一经组织起来，便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和反军阀等经济、政治斗争。1926年秋，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已从过去的秘密状态走向了公开大发展阶段。此外，江西等地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到1926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共98．1442万人。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至15日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一次略具全国农民大会雏形的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14人，列席代表100人。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等11个省的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有：《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会务工作报告》，以及各办事处工作报告。大会不仅对主要报告作出相应决议案，而且通过了下列有关农民切身要求的《除暴安良》、《惩办逆党》、《取消煤油专卖》、《取缔高利债》、《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等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宣言。这次大会的主要报告、决议案和宣言，总结了省农民协会成立以来广东农运的经验，指出广东农运在国民革命中占“最主要的地位”，它“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推动了中国中部、北部尤其是毗邻广东各省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大会号召全省农友要更努力团结起来，“与革命民众联合，尤其是与工人联合奋斗”。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罗绮园、阮啸仙、彭湃、黄学增、周其鉴、韦启端、杨其姗、钟耀龙等13人为执行委员。

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把北伐与农民自身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这次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就是大半解决农民问题。故北伐与全国农民运动是一致的”，并提出要“拥护国民政府，肃清全国的军阀。”大会还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起，于5月17日联合组成500余人的请愿队伍，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北伐，并严正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口号。(www.xing528.com)

工农运动的继续发展，对广东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6年5月1日，一次体现教育界崭新面貌的会议——第六次广东省教育大会在广州市举行。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决议案是《新教育宗旨案》和《工农教育案》。《新教育宗旨案》把“注重平民化、革命化，以完成国民革命”定为教育宗旨；《工农教育案》明确表示广东教育界“已下了很大决心，将要培植一班有力的革命势力出来。”这次大会还致电与其同时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表示誓与工农群众永远携手前进。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教育界要努力实现教育的平民化、革命化；拥护国民政府和工农群众，以全力促进工农教育案的实施等。

在工、农、教育各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广东商界也不甘落后。他们深感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压迫之苦，以及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之必要，并且日益认识到只有“一致团结，筑成坚固联合战线”，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打倒之。因此，他们也努力赶上国民革命的潮流，注重与工农各界的大联合。1926年5月11日，广东商界联合会、省总商会、市商会和市商民协会联合邀请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以及第六次广东省教育大会的代表，在广东大学举行了工农商学联欢大会，并一致通过了《组织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决议案和取消煤油专卖、除盗安良、设立劳资仲裁机关和肃清贪官污吏等7项切合人民利益，有利于北伐成功，有利于革命基础巩固的决议案。为实现上述决议案，又组织成立了“工农商学联合会”，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任委员。5月20日，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各界代表8人组成的主席团，作为工农商学联合会的核心机构。主席团设宣传部、总务部，邓中夏为宣传部主任。工农商学联合会产生后，本着“建立巩固的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保护人民利益，拥护国民革命基础”这一宗旨，努力促进7项决议案的实施，推进各界民众的大联合。如：选派代表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采纳7项议案；并通过请各界名流撰文登报、大量印发和四处张贴该会的决议案和有关标语、画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意义。5月3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重要命令，表示完全采纳工农商学联合会的7项决议案，各界民众为之振奋。为欢庆这一胜利，工农商学联合会于6月14日召集了1000余个团体、30万群众，在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游行，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誓达国民革命成功，把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活动推向高峰。在广州各界革命势力大联合的影响下，广东省各县纷纷成立了工农商学大联合会分会。工农商学联合分会的产生，表明各县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这是广东以至全国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反映了北伐前夕广东国民革命势力的空前团结，成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强大后盾。

为培养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发展全国农民运动，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5月3月，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正式开学，所址设在番禺学宫（即现在广州中山四路42号），毛泽东任所长。学员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奉天等20个省区共327人。

第六届农讲所在吸取前五届农讲所办所经验的基础上，办得更有成效。办学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聘请革命运动中的骨干组成优秀的教师队伍。在教师中，共产党员占多数，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李立三、周其鉴、张秋人、安体诚、赵自选等。此外，林伯渠、陈延年、阮啸仙、邓中夏、郭沫若、谭平山、张太雷等也曾到所作报告。（2）注意密切结合农民运动实际设置课程。为了向学员灌输国民革命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本届农讲所开设了“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农村教育”、“帝国主义”、“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苏俄状况”、“中国史纲要”、“地理”、“中国职工运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25门课程。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他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和革命目的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得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的结论。周恩来和彭湃分别讲授了“军事运动与农民问题”和“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3）注意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为了使各门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学员在短期学习期限里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这届农讲所采用课堂讲授和课外辅导、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教学法进行教学。在学习期间，学员们不仅组织农民问题研究会，还结合研究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农讲所组织学员到粤北曲江和东江海陆丰县进行实地调查和实习，大大增加了农民运动的感性知识，加深了他们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坚定了他们毕业后从事农运工作的决心。

农讲所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而且有紧张严肃的军事文化生活。为了使学员“学成后之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所内设立了军事训练部，学员入学后实行军事编制，组成1个总队，下分两个中队，各中队下设6个区队，赵自选任总队长。学员军训时间占全部课程的1／3。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员既学到武装斗争的本领，也培养了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精神。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革命高潮的掀起，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提前结业。他们经过农讲所这一革命摇篮的培育，如革命的种子，撒遍了全国各地。第六届农讲所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也随之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