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风暴：对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批判

甲寅派，因章士钊主编《甲寅》杂志而得名，是大革命时期一个有权势的反动文化派别。专以宣传封建旧文化，鼓吹复古倒退为职志。

章士钊是甲寅派的挂帅人物。1925年4月，他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总长。他加入北洋军阀政府统治集团后，成为段祺瑞的亲信，直接参与镇压爱国学生革命运动。他以教育部名义连续向北京各学校下达两道命令，严禁学生在“五·一”、“五·四”、“五·七”集会游行。这些反动措施，激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公愤。5月7日，北京学生及各界群众举行纪念国耻游行，并赴章宅质问章士钊为何禁止召开“国耻纪念会”，结果遭到血腥镇压。9日，各校学生4000余人再次集会，要求释放学生，罢免章士钊。章在群众指责下，被迫辞职赴沪。“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爱国学生运动更为活跃。7月，段祺瑞又调章士钊再次出任教育总长。此时，章秉承段执政的旨意，采取一系列取缔、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8月，段祺瑞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扬言：“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11月，在章士钊主持下，教育部又通过了学校读经的决议，规定学生自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12月，章又亲自出面迫害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进步教员，并派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警察强行接管北京女师大，大打出手，造成许多学生流血与被捕。

7月，章士钊还把已停办多年的“甲寅”月刊复刊，并改为周刊，作为“整顿学风”，钳制舆论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间，共印行35期，章本人在其中发表的各类文章不下数百篇，其宣传内容不外是：在政治方面，颂扬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反对民主制度，反对革命，压制爱国学生运动。他们说：中国是“农村立国”，“重礼义，尊名分”，“科举取人”，“代议制”不适合中国，“革命革命，无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共产共产，试问民穷财尽，尚复何产可共？”污蔑爱国学生运动是“赤化”、“过激派”行为，是受“野心家”所指使，咒骂爱国学生是“横逆”、“暴乱”的“不逞之徒”，鼓动军警“切实查办”。

在文化方面，他们宣传封建旧思想，提倡尊孔读经、恢复科举制度，认为拯救“国粹”，“振兴东方文化，确是当今世界共通之业”。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矫枉过正，流于极端”，毁弃固有之文明”，造成了“精神界大乱”；攻击白话文“故作不流乡曲之语”，是“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谩骂做白话文的人为“今世文妖”，“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说“所有德先生、赛先生、物观先生也，皆论也，而非法也”，用之于中国则“乱天下有余，说中国是“礼教之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尤格格不入”。

甲寅派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人民强烈的谴责和反对。8月19日，北京50余校决定组织驱章同盟，开展驱章运动。上海、天津、广州等12个城市的报馆和学联通电响应。24日，北京爱国运动大同盟所属53个团体，发表了《为声援女师大致全国同胞海外侨胞通电》。8月26日，鲁迅等41名北京女师大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11月间，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政府，驱逐段祺瑞。11月28日，北京学生捣毁了章士钊等人的住宅。章携带全家避居北海公园，随后化装潜逃天津。

当时，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莽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甲寅派的反动政治思想，指出甲寅派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弁护士，号召文化界联合起来同封建复古派斗争。鲁迅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古文与白话》、《再来一次》、《这个与那个》等大量杂文，对甲寅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指出，甲寅派这帮带有“欧化色彩”的封建士大夫，“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是“要新本领旧思想的人物”，是新的复右派。鲁迅在批驳甲寅派的复古谬论时，阐述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金人玉佛，……全都踏倒他”。他对甲寅派宣扬读经的伪善面目和可耻用心加以彻底的揭露，指出他们不过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凭着官力将一切新生的力量压下去”，另外就是给自己“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除鲁迅外，成仿吾、郁达夫、蒋光赤（慈）等也发表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各方面，批驳甲寅派的谬论。他们指出：白话文所以能“风行草偃”的流行，所以“不必假执政和督办的势力来强制”，其原因是它“顺应时代潮流”，“为大多数的头脑明晰者所赞同”；是因为一般青年“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认旧文学为衰弱的象征，不是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是孤桐先生所“不明白”的。

甲寅派是没落阶级的代表，理论空虚，思想腐朽，不堪一击，他们掀起的复右逆流很快被大革命洪流所淹没。《甲寅》周刊也于1927年4月停刊了。(www.xing528.com)

现代评论派，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因其出版《现代评论》周刊而得名。这个刊物是在胡适支持下，于1924年12月在北京办起来的，主要刊登政论文章，同时也发表一些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之类的文章，其主要撰稿人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周鲠生、徐志摩、唐有壬、石瑛、皮宗石、燕树棠、王星拱等被称为现代评论派。胡适是现代评论派的思想领袖。

现代评论派并不是什么单纯的文化派别，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形式的团体”，其代表人物多为右翼学者、文人。其代表人物拥护段祺瑞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攻击人民革命斗争和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底至1925年初，王世杰、周鲠生等在《现代评论》上接连发表《时局之关键》、《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等文章，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为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制造舆论，鼓动孙中山向段祺瑞妥协。他们说，“在现今局势下，国民会议这个主张，却没有现成的地盘助他实现”；而执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则是今日“解决时局比较切实的一个步骤”，要人们“尽可大胆参加”，“不可徒持一味反对的态度”。与此同时，唐有壬、燕树棠等则鼓吹“借重关税会议，恢复中国关税自由！”妄图用召开关税会议分裂反帝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发生后，现代评论派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诋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陈西滢污蔑说：“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见到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胡适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竟对满腔热情的爱国青年学生进行讽刺和打击，他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他教训学生说：“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最要紧的是，“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把自己“铸造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周鲠生、燕树棠等也相继发表文章，攻击学生运动是“徒然盲目的冲动”，“不是真正爱国的态度”，咒骂学生和民众的反帝斗争是“恐怖烧杀的暴民运动”，“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应该受到惩罚”，煽动军阀政府出兵镇压。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现代评论派诬蔑学生是自投“死地”。为了替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军阀政府洗刷罪恶，他们竟称这一惨案是“‘民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是中了共产党的“苦肉计”。

共产党人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批判现代评论派的谬论。针对现代评论派散布对关税会议的幻想，《政治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只有推倒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中国青年》接连发表文章批驳胡适等人攻击反帝爱国运动的谬论，指出：爱国学生运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决非受人“引诱”而“跟着大家去呐喊”；反帝爱国“民众运动之勃兴，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加紧”所至，“这种民众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最大力量”，它使军阀“战心、寒胆”，“虽老牌的帝国主义者英吉利亦叫苦连天”。《中国青年》还揭露胡适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诱惑青年脱离革命运动的险恶用心，指出青年人若“不识世界潮流，不懂社会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志趣，是决不可“铸造”成为“有用人才”的，将来也干不了真正的“救国事业”，告诫青年警惕胡适之类“指导者”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拖我们青年和他一路下水。”

鲁迅在《语丝》、《莽原》、《猛进》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军阀帮闲、叭儿狗的真面目。他说，胡适、陈源这帮伪君子，常以青年的“导师”、知识界的“领袖”自命，欺骗和愚弄“未经老练的青年”。其实，他们是“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是“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走在一群胡羊面前”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其目的是“把青年引向歧途”，“稳妥平静”地“循规蹈矩”地听凭反动派的驱使，“虽死也应该如羊”。鲁迅还指出：“他们是羊，同样也是凶兽；但遇见比它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它更弱的羊时便出现凶兽样”。为了揭穿胡适等人引诱青年学生脱离社会运动而去“整理国故”，埋头于故纸堆的骗局，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写道：“少读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对陈西滢、徐志摩这类“恶意闲人”用“流言”替军阀屠杀人民造舆论，却又装出“公允”、“局外人”的假脸孔，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谣诼”、“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它和事实对照，看上去是可笑的，但它造成的结果，“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3月18日的惨案事件“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网罗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鲁迅以锐利的笔锋击中了现代评论派的要害，使他们“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们看清了这帮“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和“阴险”。

这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锻炼了新文化队伍，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思想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