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助推大革命风暴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不久，以谢持、邹鲁为头子的国民党老右派，率先打出“反共清党”的旗号，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结成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小集团。

在国民党“一大”时，由于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伪装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三大政策，邹鲁、林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谢持、张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在世时，他们还有所顾忌，对三大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孙中山去世后，这群老右派便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加紧进行反共反苏，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5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了孤立英帝国主义，阻止北京段祺瑞政府同帝国主义妥协，决定派遣“广东国民外交代表团”北上，到各省宣传沙基惨案真相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决定林森为总代表、邹鲁为秘书，限期率领代表团北上。邹鲁、林森从广州抵达上海后，即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决定在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进行“反共清党”。在上海、北京等地，他们到处搜罗反共分子，建立和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并到处攻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散布“广东被赤化”、“如果国民党不举行清党，国民党就不存在了”等耸人听闻之词，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作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孙科、伍朝枢、邓泽如等则积极地为其召开“反共清党”会议和孙文主义学会筹集活动经费。

1925年10月21日，邹鲁、林森二人来到北京执行部，限该党部于两天内召集在京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但会议内容又秘而不宣。执行部常务委员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图巴、王法勤、丁惟汾等“以为这事破坏党纪，没有商量之余地”予以拒绝。谢持、邹鲁等恼羞成怒，遂纠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反动分子到北京执行部捣乱，并准备强占北京执行部。

这一事件发生后，北京执行部即据实报告国民党中央，痛斥“邹（鲁）林（森）等的违犯法纪行为。与此同时，谢持、邹鲁等人则联名发出“寝电”，极力洗刷自己捣乱北京执行部的劣行。11月16日，他们发出“铣电”，通知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于23日来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并由邹鲁执笔，谢持、张继、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连署，给在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等国民党人发出长信，诬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苏联，煽动广州的国民党人和他们共同来做反共清党的勾当。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挑唆。

11月18日，邹鲁、林森、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沈定一等举行预备会议，由监察委员吴稚晖当主席。会上，在反共反苏、打击国民党左派这个问题上大家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清党，何时清党这些方法步骤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吴稚晖、戴季陶等认为清党时机尚未成熟而受到“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分子的凌辱和威胁，戴便愤然离京返上海。吴稚晖出席第一次预备会后，也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国民党中央获悉谢持、邹鲁等人的阴谋后，即于20日开会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复电谢持、邹鲁、林森等人，指责他们非法召集中央执行委员开会的反党行为“实为可耻”。并就邹鲁发表反共文章《告陈孚木文》一事，决定予以惩处：“一、邹鲁着北京执行部查办；二、邹鲁着即取消北上外交团代表”。

谢持、邹鲁及其一伙，对国民党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悍然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与会者，在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仅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和叶楚伧等8人；在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亦只有谢持、张继2人；另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3人。“西山会议”从23日开始，到1926年1月4日收场，其间断断续续开会22次，由林森当会议主席。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一系列反动决议，主要有：（1）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2）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之国民党籍；（3）解雇鲍罗廷之顾问职务；（4）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1．开除党籍六个月；2．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5）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6）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7）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8）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9）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10）决定国民党此后对于苏俄的态度；（11）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

上述决议内容表明，“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决议案，乃是反共反苏，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会后，这伙右派又在上海环龙路另立伪中央党部，并于1926年3月29日在上海非法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伪中央，而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更有组织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他们的反动行径，博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阵阵喝彩声。日本驻华公使致函邹鲁、林森，对他们表示支持。国家主义派头目曾琦肉麻吹捧他们为“真正信仰三民主义者”，表示“吾人对于纯粹国民党之清党运动，实不胜同情”，乐于为其进一步反共出谋献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西山会议开会不久，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佑任、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图巴，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即联名通电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出无论“就法理而言”，抑或“就时势而言”，西山会议都是非法的。宋庆龄通电谴责西山会议，她说：“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www.xing528.com)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第67号通告，指出右派西山会议通过开除共产派的党籍等议案“最为荒谬”，要求各级组织推动各地国民党党部“一致通电痛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广东、江苏、四川、江西、浙江各省党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特别党部，广州、香港、澳门特别党部，南京市各区党部，上海市所属第一区、第二区各分部，以及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谢持、邹鲁等右派“在军阀势力范围之内，而开本党最高会议”，“迹近叛变”，“系留有阴谋，于本党前途与革命事业大有不利”，“其危险殆甚于反革命之敌人”，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行制止，严加查办，以重纪律”，“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反党纪之非法会议”。从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发出通电之日起，仅一周之内，国民党中央就收到各地声讨西山会议的文电20多件。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言行。其时，毛泽东在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主编。在第一期《政治周报》上，全文刊登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重要文告，揭开了反击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序幕。在《政治周报》上，毛泽东开辟“反击”专栏，并用“子任”、“润”等笔名著文，专批西山会议派的谬论。他指出：西山会议派“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的开会，这是右派的最大本领”；他们用“窝里反”的方法，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针对有人把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说成是由于“左派分子的操纵”，说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批驳了这种错误论调，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这是因为，“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什么左派的操纵。”他断言，“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在上海，恽代英和张廷灏等于12月18日联名在上海《申报》刊登启事，严正指出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设立伪中央委员会是非法的。并写信给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希望他能发表“公正之谠论”，以壮我声势。柳亚子立即仗义执笔，载文痛斥西山会议派反革命所为。同年底，恽代英、沈雁冰等奉国民党中央之命，重新组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同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斗争，“反右空气，弥漫域中”，“打倒右派”的呼声震撼中国大地，它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陷于孤立。原来打算参加西山会议或给予支持的一些右派分子如戴季陶、吴稚晖等，这时都表示不和西山会议派合作。一些列名西山会议派第二次大会的代表如叶楚伧、邵元冲等，也纷纷刊登启事表示不参加会议。这就为国民党从组织上处置西山会议派做好了舆论准备。1925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研究了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有关事项，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在“二大”上给他们以党纪处分，并决定由吴玉章负责大会筹备工作。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78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图巴、经亨颐等7人组成。大会秘书长由吴玉章担任。大会期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承担了主要的工作，他们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使大会开得比较成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确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的革命纲领，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大会强烈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大会秘书处共收到弹劾西山会议案60多件，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大会正式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给西山会议派分子作出如下的处分：（1）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2）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提出警告，如不接受警告即开除党籍。（3）大会训令戴季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在对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反动分子实施党纪制裁的同时，还进一步重申了党的纪律，强调指出：“森严的纪律，为党的生命所寄托。以后凡违反总理遗嘱，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各党部之决议者，应依总章之规定惩戒之。”这不但对国民党右派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现象，使孙中山逝世后被动摇了的国民党的基础又重新稳定下来。

国民党“二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指出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谴责了这个右翼，肯定了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结成战斗联盟，从而确定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革命活动方针，使国民党保证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支持。”但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在中央执委中，中派、右派占了很大比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尤其是，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中央常委，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为蒋介石后来纂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陈独秀等人不懂得，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首先必须掌握对国民党自身的领导权。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他们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自愿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动气焰，而使“团结”归于破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