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的危害及中共应对-《大革命的风暴》摘要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也有一些地主买办阶级分子混杂在其中。因阶级利益和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国民党内自然形成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之间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歧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激烈。“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形势广泛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努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便扭转革命的方向。这使国民党又发生了新的分化，出现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领的新右派。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老右派互相呼应，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这种反动政治需要，成为他们反共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灵魂。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他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还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表面上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但大会闭幕后，他即离粤返沪，不愿就职。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戴即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规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务必“确实信守”，违者即“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以此限制共产主义，约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言行。会后，他回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的理论著述，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6月，他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戴季陶借口“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阉割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极力加以利用和夸大，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在思想上，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戴季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其“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完全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崇高伟大”，就在于他“用革命的功夫”，把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孔子民生哲学理论，“重新发扬光大起来！”他认为以“仁爱”为核心的“纯正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它“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只有它才能作为“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不能指导中国革命。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2．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戴季陶说，“仁爱是人类的生性”，“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即使存在“阶级的差别，并不是能够绝对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况且中国还没有阶级的对立，“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而应当用“促起国民全体觉悟”的办法，恢复他们的仁爱性能，“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

3．在组织上，宣扬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凡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他宣称，信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共产党却信奉共产主义，则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同时有两个中心”，成为“一个畸形的团体”，难以生存和发展。他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视作“癌肿”，主张切除。他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作单纯的国民党员，绝“不可跨党”。

上述内容表明，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右翼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歪曲。由于它披上了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伪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而适应了“国民党右派反俄反共而苦于没有理论的需要”，成为他们修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在戴季陶主义的鼓动下，“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小团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右派刊物出版了，形成了一股新的反共逆流，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最后叛变革命作了舆论、组织的准备。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共中央发表通告，号召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它作坚决的斗争。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也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的批驳。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指出：

1．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心论的道统说，这是个严重的歪曲，是“要把一个死了不能自白的唯物的孙文主义，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金克术，水克火’式的东方的什么‘仁’的基础之上了”。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而如果要说它的哲学基础，那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中国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由于这些要求是现实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才有“联合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这是唯物史观对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孙中山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其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赋予革命的内容，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正是由于他经过共产党人的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和指导的结果。中共北方区委指出：“中山主义是中山革命观，而不是孔子道德说；中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理论，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www.xing528.com)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宣扬“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这“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它既不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更不能“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而只会“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

2．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取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针对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这个革命本身既包含着“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戴季陶宣扬“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主张，借口民族斗争的需要而否定工农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斗争，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使国民革命化为乌有。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说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因为“‘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它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它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它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斗争都用不着”。戴季陶宣扬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是极其虚伪的，“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他“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3．“戴季陶式的国民党”，绝不是革命党。在批驳戴季陶

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便不能实行党内合作的谬论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在国民党是存在着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共信”的，那就是“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正是两党所以能够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由于“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戴季陶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企图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这也就是戴季陶所要建立的“纯粹的国民党”的目标。

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宣扬“团体是有‘排拒性’的”，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政党”。他要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即“戴季陶式的国民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也“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走向胜利。戴季陶排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企图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独立”进行国民革命，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这是“一个幻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具有重大意义。对这一理论的严正批判，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激发了人们对戴季陶主义的愤慨。广州、北京、武汉等地愤怒地烧毁戴季陶的小册子，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戴季陶自己也供认：由于“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国民党中许多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使他的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使他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但由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缺乏深刻的了解，所以在论战中出现过某些弱点，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在国民党内，戴季陶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反动思潮，新老右派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反共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