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1．“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后，日本资本家不履行先前达成的复工协议，并暗中决定：不承认工会，对罢工采取强硬措施，不惜关闭工会，与租界及中国当局交涉取缔工会。对此，工会以怠工手段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各工会酝酿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15日，日本内外棉第七厂资本家以棉纱供应不足为借口关闭工厂。工人在顾正红带领下与厂方交涉。日本大班（相当厂长）率打手向工人们开枪，打死顾正红，打伤数十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日本资本家的残暴行径，激起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慨。16日，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共8000多工人一致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提出惩凶、赔偿等八项要求。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号召社会各团体及广大群众支援罢工工人。当日下午，上海工商学界33个团体立即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作为罢工工人的后盾。19日，中共中央提出把罢工斗争发展成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总攻击的宣传运动，指示各级党组织发动民众参加，造成一个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声势。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广泛组织演讲队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通过全国学联转请各地学联会发动募捐和抵制日货。上海一部分学生首先响应共产党号召，上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持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租界巡捕不断地拘捕这些爱国者。

5月24日，日本棉纱厂工人、学生、市民1万余人公祭顾正红，共产党员刘华担任会议总指挥，会场气氛悲壮。工人代表讲述了顾正红被害经过，控诉了日本资本家的罪行。与会者高呼“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工人、学生代表还分头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大家誓死反抗日本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以前提出的：增订印制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等四项提案；并越出租界筑路。这一切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商界利益，进一步激起包括中国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各界人民要求当局制止越境筑路的文字“当在千份以上”。反对四提案的声势也日益高涨。到5月下旬，反对越界筑路和反对四提案的斗争与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学生支持罢工的斗争迅速汇合起来，他们企望有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来迫使帝国主义者让步。

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作出《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于30日发动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一方面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4个法案，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

2．“五卅”惨案和三罢斗争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打着“演讲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到公共租界和闹市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讲，进行反帝宣传，又有100多人先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这更加激怒了群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时，租界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徒手群众。当时的报纸记载说：“西捕和印捕借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学生死五人，市民死十一人，重伤十余人，在狱尚有四十余人。”南京路上顿时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罗亦农参加了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会议决定成立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还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出版《热血日报》，推动反帝斗争的发展。中共上海地委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派出许多干部到各群众团体开展工作，迅速掀起三罢斗争。

31日，租界当局在南京路上实行戒严，但工人、学生冒雨继续上街散发传单，奔走呼号。中小商人组织——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和华人会表示赞成罢市。而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对罢市顾虑重重。当总商会与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群众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登台演说者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坚决要求实行罢市。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署了6月1日总罢市的命令。

上海各工会于31日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推选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号召“全埠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上海大、中学生，在上海学联发动下，纷纷举行罢课。

上海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激发，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6月1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总工会领导下，各工厂陆续罢工，其中最主要的是纱厂、电力、海员、码头工人的罢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电话电报工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及各洋行的华人职员也转入罢工，连租界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相继罢岗。至6日，罢工工人数达20余万。在上海学联发动下，上海大学率先通电罢课，其余各校紧随其后，一些帝国主义创办的学校，如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校学生也纷纷加入罢课行列，有5万多学生罢课。在商人方面，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人也纷纷响应，罢市的规模为上海开埠以来所未有。

为了加强对各阶层人民斗争的统一领导，4日，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组成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同日，《热血日报》创刊，该刊宣传报道“三罢”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民族精神，推动了反帝运动的发展。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解决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其主要条款是：“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撤销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惩凶、赔偿、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收回会审公堂”等。这些条件，反映了反帝联合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成为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具体纲领。17条公布后，得到各界群众的拥护。11日，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坚决要求实现17条。

面对中国人民和广大群众的反帝风暴，帝国主义者又怕又恨，叫嚷要“扑灭”反帝运动。他们一方面，向上海增派大批军队，在公共租界宣布戒严，武装巡捕不断向手无寸铁的上海民众开枪，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从6月1日到10日，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他们还指使军阀政府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分化反帝联合阵线的策略。对资产阶级以“司法调查”、召开“关税会议”相利诱；同时又以停止借款、停止通汇、供电等进行威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上海总商会，运动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以第三者的“调停地位”自居。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于6月3日回到上海后，组织“五卅委员会”，并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其中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等最重要内容，使之成为13条。当13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他们终于妥协以至屈服，于26日无条件结束罢市。上海总商会后来不仅毁弃了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的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迫其复工。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屈服，学生因暑假到来纷纷离校，工人陷于孤军奋战。这时，军阀政府加紧镇压罢工。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为保存已得的成果，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实行逐步退却，将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的政治要求。“这绝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战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发表《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指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等9项条款为最低复工条件。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上海各业工人在资本家接受了工人们的部分经济要求后陆续复工。这时，由于奉系军阀查封了上海总工会，通缉李立三等工运领袖，迫使工运领袖转入地下，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斗争。(www.xing528.com)

3．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上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怒，反帝斗争迅速席卷全国。

6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分别电告各地所属团体，一致援助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举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5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全国各大小城市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纷纷投入这场斗争，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高潮。

在北京，6月3日，北京师大等数十校宣告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者100余校，5万余人。5日，北京各界280多个团体组织“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同时要求北京政府向英、日帝国主义交涉收回租界，严惩驻沪领事及制造惨案者，取消领事裁判权，抚恤死难者，赔偿罢工损失等。此后，相继举行一系列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不少激愤的演说者当场断指血书“誓死救国”，工商业者议决“抵制外货”。30日，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大会，到会20万人。宋庆龄、于右任、刘清扬等出席了大会。还有许多国际友人到会。大会通电广东革命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示慰问和赞扬。

在天津，6月5日，5000余学生在南开大学集会，议决交涉条件和行动计划，下午数万群众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者的暴行。14日，举行市民大会，到会者约有10万人，强烈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0日，各界约10万人举行总示威，追悼“五卅”死难烈士，邓颖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会后示威游行。

在武汉，6月3日，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4日，50多间学校2万余学生集会提出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祸首，抚恤死难者等交涉条款。8日和9日，商界和学界各数万人分别举行援助沪案大游行。11日，汉口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遭英水兵枪杀。汉口惨案发生后，各业工人陆续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在董必武、陈潭秋领导下，各团体决定成立外交后援会，不畏军阀肖耀南的镇压，勇敢进行斗争。30日各界群众6万余人在武昌举行沪汉死难同胞追悼大会，会后游行示威。

此外，在济南、太原、郑州、西安、吉林、南京、长沙、广州等数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据统计，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吼声。许多工商业者，一面捐款捐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原来畅销的日货、英货被视为“仇货”，为广大群众所抵制。实行关税自主，取消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成为人民群众的一致要求。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旅日华侨组织了外交后援委员会，通电并募捐支持国内人民斗争，还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揭示“五卅”惨案真相。旅欧华侨和留学生用各种方式向欧洲人民解释事件真相，驳斥帝国主义捏造的种种谎言。东南亚和旅美华侨积极筹款支持罢工工人。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人民还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支持。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人国际发表了宣言和告人民书，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支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莫斯科，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前苏联的许多大城市也举行集会，游行或募捐支援中国人民。日本劳动总同盟等团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反对压迫中国人民。法国、德国工人阶级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此外、英、美、朝鲜、埃及、印度等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团体也都分别向中国工人表示同情和声援。这一切使“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阶级发动，有全国人民广泛参加的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中国共产党为运动制定了正确的策略和方针，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具体发动和领导了各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高举反帝爱国大旗，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人民，使“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

“五卅”爱国运动从1925年5月30日起至9月底止，坚持斗争3个多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悟，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坚决勇敢的斗争精神，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它锻炼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并积累了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它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揭开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