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劳动大会-大革命风暴形成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党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五大”的决议。这个决议的精神对大会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中共“四大”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革命高潮。围绕这个中心，大会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大会指出：北京政变后国内形势的特点是：军阀统治极端脆弱，即“处在旧统治军阀倒台新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之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党的任务就是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人民革命运动引向高涨，以便加速军阀统治的崩溃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破产，为民主革命胜利创造条件。

2．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主义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大会进一步指出，从当前统一战线的现状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而中国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的革命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3．明确提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和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大会文件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基于以上认识，大会批判了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提出对现阶段农民运动的具体要求。

4．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指出：共产党要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5．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农、青、妇群众运动的领导。大会开始认识到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党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并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基础上，规定了今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www.xing528.com)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勋是：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重新审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并从理论上把“二大”以来相继解决了的有关问题加以新的概括，特别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原则问题。它的提出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的重大进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主要标志的全国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还不能参加革命运动”，那么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自然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就取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这一缺点与彭述之的影响有关。在大会前他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唯不敢出来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却无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严重的事实。大会的缺点固然受到彭述之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也与中共在纠正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倾向之后，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又产生了过低估计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有关。大会还对革命实践中已经日益紧迫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极端重要的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决定。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共“四大”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迅速发展。为扩大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4个团体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团体，54万工会会员。

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会代表联合广州工人、效区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10余万人的示威游行。他们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显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精神。

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盟、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等30多项决议案。在政治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在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特别要团结广大农民，“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取得领导地位。”在经济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而目前的迫切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规定8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之生活，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

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等为副委员长，并设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邓中复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委派邓中夏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总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设办事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大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有了指挥工人斗争的总机关，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