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方面深知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所得各种资料以及档案、家谱、方志等边缘性文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传世主流文献取批判接受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又跟王国维的史料观相对接近。他在《论古史研究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针对李玄伯所谓“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的说法，回答说：“李先生这句话颇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趋向……在有史时代，（载记）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另一方面，学问是随时随地可以研究的。……我们在研究的工作上，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24]这种认识是更为科学的。何以言之？我们上面讲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人对各种史料都取“平等看待”的态度，那么这里马上有了一个问题，传世主流文献（比如经史）究竟算不算史料呢？肯定算！不光算，而且确实是比较地有系统的史料，不管这些史料中间经过多少后人的篡乱，总是需要进行研究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曾经一度出现过重视新史料却将《二十四史》抛在一边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大抵出现在北伐前后。就像罗志田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中所见：
六经皆史延伸为凡文字记载皆史料后，民国史家中即使以“六经”为史料而认真研读者也呈越来越少之趋势，经学的边缘化无疑是不读经的原因之一，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无人读六经的趋势到后来便发展到“有二十四史不看”的程度，专向经史典籍以外寻找材料。广寻史料这一趋向虽然从宋代特别是清代乾嘉时就已存在，到民国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摈弃正史而不读，却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不读常见书如章太炎所说远及宋明，近则大约可溯源到康有为与梁启超；而胡适、顾颉刚、王国维（他们本身尚属读“六经”者）以及陈垣也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对此倾向起过直接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25]
罗志田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将正史官书斥为“一家一姓之家谱”而主张用“民史”和“群史”代替“官史”的风气有关。因为真能反映各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材料只能“出于民众”[26]。这种看法大体可信。然而罗志田似乎夸大了疑古派与这一现象的关系，他说：“‘不看二十四史’的现象与一度成为民初史学主流的疑古倾向有直接的关联。”[27]我们则认为，此现象的出现与疑古倾向固然有关，但责任也不能全部由疑古派来承担，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片面强调考古发掘等新史料搜集方式而认为官书“全靠不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28]顾颉刚一方面重视和关注考古发现；另一方面不废传世经史文献，具体的做法是立足传世文献的考订学，利用“层累说”这一理论工具考察古书，对古书抱有普遍的怀疑的态度，先疑而后信，“宁可疑而过，决不信而过”，先将古史系统打破，之后待各种学科知识丰富以后，为徐徐之建设。材料虽然是旧材料，但方法却是新方法。就像他自己说的，有了新方法，旧材料仿佛都有了新的生命，全部变成了新材料。其实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对于传世文献进行考辨析疑这样的工作，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在心里，只不过后来的外界形势的发展逼得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研究计划一再地进行调整。对古史的疑辨不过是他整个学术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在他看来，对于古史必须先疑而后信，秦汉以来古人加在经学史学上的葛藤都打破了，再来做新的建设就可事半功倍。(www.xing528.com)
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王国维到古史辨派，再从古史辨派到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在对待传统文献（如二十四史）的态度上，似乎表现出越来越激进的态度，而王国维用他自己的学术成果说明了传世古籍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这一事实，对于新派史学家不重视传世古籍起到了部分的纠偏作用。
最后，我们来谈谈王国维对顾氏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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