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一文中指出：“经过有清三百年，学术是‘古董式学术’……大概在一九二零至一九三零年代，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史料观点，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这一代人同时也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最高那一点才有价值。”“既然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平等看待每一阶层人的历史，治史的问题及史料的范围便有前所未有的扩大”。文中分别引及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4位对于新旧史料的看法。其中胡适在民国17年9月所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批评清儒的史料观，认为这300年间的学术“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不过是文字的学术”，仅仅是“纸上的学问，纸上的工夫”[19]。傅斯年则直截了当地表示说要“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口气”，又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他提到“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0]。正是因为秉持了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对同时代的旧学者有种种不满，因为这些旧学者与清代学者的心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所不满意于他们的主要有3点：
1．是经书中心主义；2．是对文字史料的过度迷恋，忽略实物，即使在面对实物时，也贵鼎彝而忽略日常使用的器具，对铭文题记的重视也代替了实物的研究，而且往往注意文字学的研究而非历史学的研究；3．对于搜求宋版书的迷恋。(www.xing528.com)
这三点在罗振玉、傅增湘、李盛铎等旧式文人学者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新旧两派学者对待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和殷墟发掘的不同态度。[21]王汎森文中还指出，虽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时最为人所重视，但傅斯年、李济所提倡的史语所考古工作的方法和意趣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即不仅注意有字的史料，而且注意考古发掘中关于古代的整个的信息，使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从各种出土实物中研究古人生活的状况。[22]我们则认为，这种超越，实际上也是新的学术范式取代旧的学术范式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学术范式的改变是整体性的，它包含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既有方法和观念的改变，也有研究对象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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