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有为与黄易的篆刻交流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黄易赴京前后，正是黄易开阔交游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与潘有为订交之始。此际京中金石书画鉴藏之风初炽，黄易率先与翁方纲通过邮书订交，交流金石碑版收藏。七月入都报捐，又携去大量金石资料，与翁方纲结为金石至交，又与朱筠、王昶等结交。翁、朱、王三人皆尚金石，其下门人、幕客菁英荟萃，如陈焯、潘有为、宋葆淳、钱坫、武亿、董元镜、桂馥、张燕昌等。此时京城中鉴藏金石之风已初成其形，而黄易到来之后，将各地访碑所得的金石碑版资料慷慨分赠同好，遍邀题跋，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将京城金石风尚推到极致。也正由是年开始，翁方纲与黄易二人联袂推手的金石鉴藏之风，借由翁氏文幕与黄氏宦迹，雅布四海，以翁、黄为核心的金石交游圈正式形成，其流风沿至嘉道年间而不息。

除金石交流以外，黄易更凭借篆刻艺事，与友人结下深厚的交谊，这在信札中有生动反映。潘有为十分欣赏黄易的篆刻，屡次在信中求印。潘、黄二人尚未相见，潘有为已由陈焯之介得黄易篆刻一方。乾隆丁酉年（1777年）三月二十六日《无轩札》云：“顽石烦铁笔兼勒印跋一则，奖借有加，叨增惶汗，妄托神交，邀青睐恐有过当耳。”潘有为素有在信札上钤印的习惯，此札钤“臣拙无比”“惶恐再拜”两印，或许其一即为黄易手刻。同年九月初一《顷与札》，述及宋葆淳向黄易索刻之事：“芝山‘宝墨斋印’顷得佳石，以新易旧云云。”宋葆淳同有附札：“附便寄去青田石一方，祈作‘宝墨斋印’四字。”同月二十四夜，潘有为《秋色札》又邮去青田石一方请黄易刻印。

黄易离京之后，潘有为索刻亦不在少数。乾隆戊戌年（1778年）四月三日《握别札》言：“又劳代镌石印两枚，谨谢谨谢。”札末钤“六松居士”印，旁笔附注“如此印安得不可人，见之如见良友也”，可知此印必为黄易新镌无疑。同年六月十三日《前月札》云：“为新得青田石不数枚，其质颇文，屡思请人捉刀，自晤足下，而观海者难为水矣。百忙中又增此不情之请，真不自安。第迫于中，不能自禁，幸恕一切，惶汗惶汗。为新得汉铜印六百余颗，暇当全印以报君惠耳。”一次奉上数枚青田佳石求刻，既是出于对黄易篆刻的激赏，又为自己的不情之请而不安，乃许以所藏汉印钤本为报。稍后的《月余札》复加强调：“刻下甚忙，稍暇即当印寄，敝斋中一长物颇不敢轻贱也。吾兄能抽暇为我多作数印则以此报之矣。恶赖恶赖，罪过罪过！”同年闰六月十七日《午后札》附叶，钤张燕昌所刻“看篆楼”，并云：“此芑堂先生所作之章也，逊君数筹矣。将来欲觅径寸之石，而石必青田中之精美者，乃敢奉烦，谅亦首肯也。”另据乾隆己亥年（1779年）四月十四日《有为札》：“承代镌‘看篆楼’一印尤朴茂，文房上品，譬之升堂入室，芑堂当厕两庑矣。”张燕昌是潘有为与黄易共同的好友，与黄易同为浙派篆刻开宗者丁敬弟子。潘有为直言张燕昌篆刻远逊黄易，黄易篆刻已登堂入室，张燕昌只能厕居两庑。此虽为潘氏私密语，坦率中不乏狡狯，但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对于黄易与张燕昌篆刻的评判确有高下之别。其后乾隆乙巳年（1785年）七月二十八日《春间札》：“并有青田石乞铁篆，至今未到，颇增疑诧。”可见后来潘有为续有索求。

潘有为系翁方纲门人，长期居住京城，他在京城的寓所也成为黄易与翁方纲及京城众友人通联的收件地址，大量的信件与物品均由潘有为负责中转传递。亦因为这一点，黄易与潘有为之间的联络十分频密，除亲向黄易索刻之外，京城友人的印章也多由潘有为代为转致，除前述宋葆淳“宝墨斋印”之外，黄易为翁方纲、张埙等人的篆刻亦由其转达，《顷与札》中所言“余石印俱分致讫”可证。再如乾隆丁酉年（1777年）张埙向黄易索篆的函札，即附于潘有为致黄易信札之中：“晚因胁气大作，不能久坐。郇厨之惠，厌饫无既矣。小松先生拜恳转求，烦即送去，不拘朱白文，但恨无佳石耳。此上。愚弟埙稽颡。毅堂大兄老先生。”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翁方纲致黄易札亦云：“今日毅堂送来手札并碑六并‘诗境’印俱收到。”黄易为张埙所刻印，今见存者有“文渊阁检阅张壎私印”，边款云：“乾隆丁酉八月，瘦铜先生请假南还，为仿水晶宫道人篆意即以志别，黄易时客京师。”或许正是张埙札乞之印。

笔者在搜集黄易篆刻印作的过程中，亦发现丁酉年（1777年）黄易刻印最多，多为赴京前后所作。有纪年可考者如四月在上谷为张方理刻“雪筠”印，六月于上谷为陈焯刻“湘管斋”，八月为翁方纲“苏米斋”，九月在京师寓馆为宋葆淳刻“芝山审定”，为铁岩作“明华”印，为翁树端作“树端临本”，十月为方维翰刻“栖翮望云之室”，为翁方纲刻“诗境”，十一月宋葆淳刻“葆淳”印等。黄易将篆刻作为增进同好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其篆刻师承丁敬，是典型的浙派风格。随着黄易宦迹所至，他也将浙派篆刻播扬各方。其印章的受主皆为风云际会中的名士文人，这些印章既是彼此友谊的见证，在使用流传中，复又伴随物主的行踪散播四方。因此可说黄易是浙派篆刻在乾嘉时期重要的传播者，扩大了浙派印风在各地的影响。例如他在京城所刻印章，必然对京城篆刻风气有所影响；而他为潘有为所作印章，又随着潘氏返粤而携至岭南，成为浙派印风在岭南地区之初传。(www.xing528.com)

潘有为喜于信札上钤用印章，存于这十六通信札之上的用印计有“臣拙无比”、“惶恐再拜”、“有为白笺”、“心心相印”、“有为”、“六松居士”、“看篆楼”、“潘氏卓臣”、“毅堂”十方，除张燕昌所刻“看篆楼”之外，从印章风格来看，黄易所刻者应占多数。其中“有为白笺”“有为”“六松居士”“看篆楼”“潘氏卓臣”“毅堂”六印，是典型的浙派风格，应当皆出自黄易手刻。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潘有为等向黄易索刻所使用的石料，多为青田石质。尤其屡次提及青田石佳者，如“其质颇文”“径寸之石，而石必青田中之精美者”等，可见清代以来篆刻家对于浙产青田石之好尚。亦可佐证当时厂肆所售印石中，青田石当为大宗主流。黄易印款中有云：“琢石为印，肇煮石山农。正嘉间，文氏踵其法，所取尽青田俗所谓灯光冻者。后来无石不印，求其坚刚清润，莫青田若也。”^[32]道出青田石质地清润坚刚，宜于篆刻表现的特质。自丁敬以降，对于产自浙江南部瓯江中下游的青田印石十分推崇。其后蒋仁亦云：“自王元章用花乳石刻私印后，人竞尚昌化、青田。青田佳者日少，昌化刚涩，赏鉴家不取也。”（“雪峰”边款）笔者曾对“西泠八家”印人中所使用印材作出统计，总计得到石质印章样本数量390方。其中青田石的数量是占到七成以上，而寿山石的数量则不足两成。^[33]这一点，也与今天所见浙派篆刻实物情况相吻合。

除印谱纂辑、篆刻交流之外，信札中还涉及清代印学研究与交流的其他间接史料。如张燕昌曾以“皇后玉印”拓本赠潘有为，黄易曾向潘有为商借汉印等事，其间消息亦颇耐人寻味。今存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汉“皇后之玺”，即为玉质，螭虎纽，印台四周刻有云纹。此印于1968年发现于陕西咸阳渭河源上韩家湾狼家沟水渠，当时被人捡拾上交国家，并非考古出土。发现地点距离汉长陵西南1千米处，历来论者聚讼纷纭。有人认为是吕后所用，也有认为属于汉景帝、武帝时期，或认为是汉初物，然非某后专属，属于传世之玺。^[34]这方“皇后之玺”与信札所说的“皇后玉印”是何关系，其下落如何，皆十分令人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