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篆楼古铜印谱》成书过程纪实

潘有为与黄易之间的金石、印学活动，主要体现在古铜印收藏（编辑《看篆楼古铜印谱》）与黄易为潘有为治印两方面。潘有为是清代岭南地区开风气之先的重要金石收藏家，他在乾嘉时期所编《看篆楼古铜印谱》是广东地区钤辑古印印谱之滥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潘有为的相关研究，笔者曾撰《番禺潘有为与黄易交游初考——兼议〈看篆楼古铜印谱〉的版本流传与学术意义》一文，初步梳理了潘有为的生平经历，与黄易的交游，以及《看篆楼古铜印谱》的版本流传和学术意义。今将潘氏信札十六通，略作考释，系以年月，加以排序，则其古印鉴藏活动的发展一目了然，《看篆楼古铜印谱》的成谱过程，也更加清楚。

乾隆时期编辑印谱之风气尚不算浓厚，但黄易收藏金石极富，自身又是印人，对于古印的搜集应该具有一定规模，目前仅能根据文献记载知悉黄易曾辑有《黄氏秦汉印谱》《种德堂集印》。但关于黄易注重访求古印的记载并不少见，如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自述乾隆丁酉（1777年）秋，曾与朱筠一同访汉印于京师。翁方纲在诗中也透露出当时京城金石圈的情谊，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夏，桂馥、张燕昌、陈焯、宋葆淳、潘有为过翁方纲斋中。翁方纲有诗怀黄易。时隔不久，翁方纲又与桂馥、张燕昌、陈焯、宋葆淳同集于潘有为寓斋，观潘有为所藏古印。是日并观高凤翰手题《集古印册》，适陈焯病足，张燕昌亦甫病起，翁方纲作诗记之。^[21]此际正是潘、黄二人结交之时，可以想见，这一批对于金石文字怀有强烈兴趣的文人学者，当时在京城相聚，对酒论印，是何等快意之场面。

此外，黄易在《题王莲湖汉铜印谱》中，也述及当时古印收藏的动向：

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谱首郑居实序。汪水部纫庵、潘中翰毅堂，见而心艳，屡求卒不可得，近时印渐散失。易初得十余，居寔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大司马、远威校尉、鹰扬将军、彭城左尉、私印李广、任贺等章，皆极精妙。“翱”字一印，易辨为谢皋羽物。高贤手泽，宜同西台竹如意并传于世。莲湖得兹多宝，足以自豪，手成一谱示易，茶熟香温，闲窗评赏，真堪与关中松谈阁、淮阴程荔江诸谱后先争胜辉映艺林，不独海内嗜古之士一世妒羡已也。^[22]

可见古印在当时已是金石收藏一大门类，并且出现具有一定藏品数量的大藏家，整体出让的交易方式也使得古印章在金石收藏圈内流传有绪。黄易久官济宁，山东地区常有古印出土，汪启淑、潘有为皆曾对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表现出极大兴趣，出现了争相购藏的场面。

乾隆戊戌年（1778年）六月十三日，潘有为札告黄易新得铜印六百余颗（《前月札》）。这批印章的由来，应是得自从程从龙师意斋旧藏，为看篆楼藏印的最大基数。至是年闰六月十七日，潘有为藏秦汉铜印前后共得八百余颗，其气味稍涉唐宋以后者，即不入选，以此尚存七百廿余颗。而此时黄易所藏铜印数量在三百余枚，在致潘有为札中流露出艳羡之意，故潘有为答书云“足下仅以三百颗羡余，或亦轻量天下士耶”，谦虚之中亦不乏自得之意，并有钤辑印谱之意。然此时印谱之名尚未确定，印格亦未付雕版。潘氏欲亲自钤制，而又因分校四库全书终日忙碌无暇，故未有进展。然至此看篆楼所藏古铜印主体部分业已完备，是年及稍后续有购得与友人零散馈赠，如张燕昌赠以汉铜印两三枚等。（《月余札》《午后札》）(www.xing528.com)

乾隆己亥年（1779年）四月十四日，潘有为札告黄易云：“看篆楼所藏秦汉印七百余，苦无印色，是以迟迟。近日朱砂已得，有同年恒益亭者善制，制成当得佳本奉寄。兹为略印数印呈阅，枕上卧游，君当作道逢麴车想也。”由此札来看，当时潘有为虽有钤辑之意，但缺少印泥，方购得朱砂请人调制印泥（《有为札》）。至乾隆甲辰年（1784年）七月，潘有为藏印尚未满千，驰书向黄易求援，故札中有“尊藏能足岳添流更感”之语（《三月札》）。是年九月，自云“集铜印千枚，择其气味稍差与模糊欠真不入赏鉴者割置百余，以此尚未盈千，必加意拓之就正有道”。由此可窥潘有为收藏古印的概况和鉴藏标准，其遴选古印之标准甚严苛，弃置“气味稍差与模糊欠真不入赏鉴者”百余，故符合入谱标准的印章数量不及千枚（《七月札》）。

从潘有为信札中反复出现的“千枚”这一数量来看，《看篆楼古铜印谱》的收录数量的标准是古铜印章1 000枚，且对于唐宋以后以及气味稍差的赝品、钤印模糊者一概不取。得知好友潘有为藏印数量不够，钤辑古铜印谱不成的情况，黄易寄出铜章40枚，以补成数，其为人之慷慨与笃于友谊可见一斑（《廿四札》）。故今见较为完整的《看篆楼古铜印谱》版本，收印数量多在千枚上下。

据乾隆四十九年（1787年）程瑶田所作《看篆楼古铜印谱序》记载：“（毅堂）浸假而及于印章，虽别为一体，而中多前世古文，毅堂蓄之多至千余事。丁未中秋，邀余往鉴焉，时阳城张君古余、安邑宋君芝山，皆主于毅堂，遂相与发其箧而遍观之，已乃搨之为谱，人各获其一，所谓《看篆楼印谱者》也。”可知至乾隆四十九年（1787年）秋，潘有为藏印数量仍在“千余”，增加并不多，但已定名《看篆楼印谱》。得到初钤馈赠者仅有当时参与钤拓的程瑶田、宋葆淳、张敦仁（古余），故属乘兴为之的自钤本，可以想见，这种分赠同好、“就正有道”的初拓，数量自然不会太多。而潘氏虽屡札致黄易许诺赠谱，然竟未践诺。后黄易急索此谱，潘有为不得不将自留底本付寄。他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或稍早的《足下札》中云：“印谱多年鹿鹿，未暇拓得，屡札需此急甚，谨将案头手披底本专上。另有新购汉印数十枚未补，俟有定本续寄何如？”此时潘有为已由京返粤，而印谱尚未成书，后续所得古印亦未能补入。

据何昆玉记述：“番禺潘毅堂舍人官京师时，广搜古铜印，得一千三百余事，拓为《看篆楼印谱》，与《程荔江印谱》中相同者十之七八，荔江积蓄十余年，所得三千有奇，择其善者一千二百，舍人盖尽得之矣。”^[23]指出看篆楼藏印数量为“一千三百余”，其中得自程从龙（荔江）《师意斋秦汉印谱》中精善部分的数量为“一千二百”，但从新见潘有为致黄易新札来看，潘氏藏印来源并非单一地继承程从龙旧藏，其中也包括了黄易作缘与襄助的部分，以及其他渠道的购藏与馈赠，其藏品来源是多方面的。

中国的原钤印谱，特别是古玺印谱录，向来具备一种类似于古籍版本学中“稿本”性质，即往往由于钤拓时间与钤拓条件的不同，即使印谱的名称相同，所收录的印章个体、钤编次序和收印数量却可能差异很大，更会带来卷数或册数上的差异，《看篆楼古铜印谱》的版本情况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基于这一特征，笔者曾将《看篆楼古铜印谱》分为乾隆间钤本、嘉庆间钤本和分支版本三大系统^[24]。而乾隆间钤本几乎皆存于文献著录之中，实物多不可寻，而判断的依据大概都是程瑶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作《看篆楼古铜印谱序》一文。而程瑶田所得印谱，只是当时即兴钤拓的稿本，恐非正式锓版印行之本。反过来推想，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今天所能见到的《看篆楼古铜印谱》，几乎皆为嘉庆年间所钤辑者了，如广州图书馆藏仪清室所集本（嘉庆丁丑本）《看篆楼古铜印谱》八册，太田梦庵藏本《看篆楼古印谱》六册（嘉庆戊辰本），其原因是很可能潘有为于乾隆年间并未正式锓版钤印此谱，郑重成事乃在嘉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