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和韩非的性恶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韩非子》的学说浩博深邃。《孔丛子·答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足见韩非子在我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从法家的角度观察民众，《韩非子》可称精警透辟。虽然有偏激的地方，但至今有重大学术价值。它的思想大概不易磨灭。因此本文讨论其民众观，以彰我民族先圣学理之精。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23]《韩非的法治和哲学思想》六《韩非的历史地位》列举众家之说，虽然指出其不足，基本上都对《韩非子》给予较高评价。

当然，《韩非子》的民众观是立足于封建集权下的民众观，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审视民众，其时代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尤其是以严刑峻法治国的大秦王朝很快覆灭，这使得西汉以来的思想家都坚决反对刻薄寡恩的法家思想，认为正是过分严酷的刑罚使得秦帝国很快土崩瓦解，这是两汉思想家的通识。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六章《法家思想（四）》对《韩非子》法治主义的批判也十分精辟。

【注释】

[1]本文承蒙畏友萧旭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致感谢。参考文献随文出注，文末不详列。

[2]见黄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1536页。

[3]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页。

[4]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此书引述各家观点比较完备。

[5]由于《战国策·秦策一》之《张仪说秦王章》与《初见秦》几乎全同，因此，关于《初见秦》篇的作者，学术界颇有分歧，多以为不是韩非。各家之说分别以为是：1．范雎；2．张仪；3．蔡泽；4．韩非；5．无名氏的纵横家。参看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一，第1—2页）；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张觉坚持为韩非所撰。郭沫若《〈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见郭沫若《青铜时代》，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引述有各家之言，只是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吕不韦，仅为一家之言。何建章师《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1页）对此无说，且从高诱注以秦王为秦惠文王。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7页）列举五证，考证为无名策士对秦昭襄王所言。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147—148页），详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之说，以为策士，可能是蔡泽或蔡泽之徒，秦王为秦昭襄王。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6页；《李斯韩非考》第552—553页的考辨。还有学者以为是荀子所撰。本文所论乃是《韩非子》一书的思想，对《初见秦》篇的作者不予讨论。

[6]《尔雅》：“则，法也。”《淮南子·时则》注：“则，法也。”《诗经·抑》：“维民之则。”郑笺：“则，法也”。《诗经·卷阿》：“四方为则。”郑笺：“则，法也。”

[7]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76页。

[8]《史记·李斯列传》悍作格。

[9]另见《刘子·随时》。

[10]亦见《史记·商君列传》。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曰：“‘民不可与虑始’，商鞅之变法也；百姓何足与议，董卓之迁都也。”

[11]法家名著《商君书》有专门的《弱民》篇，这也是源自《老子》的治国理念。(www.xing528.com)

[12]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13]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79页。

[14]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上第十章《韩非子》（第252—253页）认为韩非子的“性恶论”虽然来自其师荀子，但二人主张的“性恶论”在理论上有所不同。他说：“荀子并不就人的本能说性恶；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之所以流于恶，乃由于人之贪欲而不知节。欲是性，一切动物皆然，贪欲或纵欲，乃文明的产物，唯人所独有。所以荀子的性恶是后起的，他不是人性本恶的主张者。韩非则不然，他纯就人的自为自利之心以言性；自然之性本身就是自利的，而且人性中除了私利之计较之外，别无其他，这才是人性本恶的主张。”我们认为韦政通实在是误读了《荀子·性恶》。《性恶》篇所阐明的“性恶”并不是后起的，就是天生的本能。这是十分清楚的。考《性恶》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分明说“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这些都是天生的，不是后起的，这些都属于“性恶”，如果不用礼仪加以限制，则会危害社会。一切善都是后天才有的，是用文明礼仪教化的结果。我们从《荀子》书中，实在看不出“性恶”是后起的。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六章《法家的悲剧历史和韩非子的思想》（第618页）也说：“荀子的性恶论显然影响了韩非的思想，但荀子和韩非在这一点也有区别。荀子主张忍性情，慎积习，最后说到人们要规之以礼义的王制；韩非在性恶论的出发点虽然继承了荀子，而在其主张上则重性情之自为，最后范之以当世的法度。”这只是在承认了性恶论的基础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荀子和韩非仅仅是在这里有所不同，在性恶论上没有任何不同。

[15]此句有错讹，需要校勘。参看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8—1179页）；张觉《韩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2页）采取陈奇猷说，无新说。

[16]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一篇《子学时代》第十三章《韩非及其他法家》（八）《性恶》，第398—401页。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秦卷》（下）第五篇《法家篇》第四章《法家学说的总结者——韩非》第三节《韩非的进化史观和人性好利论》，第695—696页。

[17]“自为”是《韩非子》中出现的术语，意思是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反义词是“相为”。“自为”一词出现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韩非子·诡使》等篇。

[18]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0页。

[19]依据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2—65页。

[20]“敛”读为“检”，训“禁”。

[21]此言出自《荀子·议兵》。

[22]本文对此数句的断句如此，与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581页）、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3页）完全不同。萧旭《群书校补》（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一册《韩诗外传补笺》对此数句的断句无说。

[23]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此书引述各家观点比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