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愚昧无知、不可理喻还是有觉悟？

我国政论家多为儒家出身，素来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韩非子》却认为不可一味牵就民众，因为民众是愚昧无知的。依靠愚昧的人民的意见，怎能治国？人民的意见彼此不同，到底该听谁的？《韩非子·显学》曰：“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显学》将人民比喻为婴儿一样的无见识。《显学》又说：“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大禹治水、子产开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却反而受到人民的诽谤，可见民智不可依凭。《商君书·更法》：“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新序》卷九记商鞅之言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謷于民。……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10]《孔从子·陈士义》亦曰：“子顺曰：‘民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可见法家认为民众是愚昧的，没有智慧的。有的政治家宣传人民的智慧无穷尽，但民众的愚昧浅见不可低估。现在世界各国颇兴民主政治，全民公决成一时风尚。然而当年希特勒执掌下的德国也是在战争前举行过全民公决，几乎全民主战。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全民疯狂地为本国开拓生存空间而献身。这些都可证民智很多时候不足凭。

《五蠹》又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无从识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民众固难信服高深的学理，因此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的思想多不能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不是因为这些智慧不够深刻，恰恰相反，只是因为过于精深的智识，难以深入凡民之心。政治家要的是教民众服从自己的意志，无法教人变聪明。甚至《论语·泰伯》中，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圣人孔子也认为民众是不可理喻的。先秦的道家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人民太聪明了，反而不利于治国。《老子》六十章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而考《韩非子·扬权》：“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韩非子》这种思想明显是来自《老子》^[11]，这导致了法家的愚民政策。《韩非子·解老》：“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此言表明人民是分不清是非的。韦政通《中国思想史》^[12]上第十章《韩非子·反智》认为：“道家的反智是柔性的，法家的反智是刚性的，前者只代表个人观念的退化，后者则是对别人的强制。”韦政通说《韩非子》有愚民政策的主张。《韩非子》主张愚民是很明显的，这明显是来自《老子》。但《老子》和《韩非子》在谈到愚民的问题时，都是在讨论治国的方略，因此不能说《老子》的“反智、愚民”是柔性的，只有《韩非子》的愚民政策是刚性的。两者都是刚性的，都是在为统治者谋划。

但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13]第十六章《法家思想（四）》批评《韩非子》此说，称：“法家之论治也，颇有似今日军阀官僚反对民治主义者之所云，今语军阀官僚以民治，彼辈辄曰‘国民程度不足’，……此其言曷尝不含一面真理。虽然，民果皆婴儿乎？果常婴儿乎？使民果皆婴儿也，须知人类不甚相远，同时代同环境之人尤不能相远。民既婴儿，则为民立法之人亦婴儿，何以见彼婴儿之智必有以愈于此婴儿。彼立法而此不容议也。使民果常婴儿也，则政治之用，可谓全虚。”梁启超激烈反对法家的民众愚昧观，虽然可以纠正《韩非子》的偏激，但《韩非子》的民众愚昧观并非没有一面的道理。(www.xing528.com)

有理想化的学说认为国治应靠民众的觉悟。民众皆有向善慕义之心，一人为非，众人皆责难。一人为善，众人皆思齐。举国之人皆守道德，则国必大治。《韩非子》猛烈抨击这些空想之谈。《显学》曰：“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人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栝而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这真是绝妙好辞。教人行善与教人不为非，两者有天渊之别。儒家、墨家及一切宗教皆教人行善，结果悖于人心。虽然有少数信从者，然难以普化众生。期待人人皆为尧舜般的圣人，众生皆修成佛法正果，兆民尽为圣徒，只能如《庄子·天下》所谓：“此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终必伪诈丛生。《韩非子》认为凡圣有别，不能盼望凡民皆成圣人。圣贤虽然行善积德，但治国不能依靠圣贤，因为圣贤太少，只是个别现象，多数的民众只要不为非犯法，即使没有崇高的品质，没有聪明的智慧，也无伤于国治。《韩非子》的这些政治学说比儒、墨之流高明不止倍蓰。